崇鑫走的那天早晨，天还没有亮透。
我送他到巷子口，看着他大步往前走，肩背挺得笔直，军装上的皮带扣在晨光里一闪一闪的。走了很远，他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我常常想，他回头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是想跟我说什么话，还是只是想再看看我？我猜不出，但那一眼，像是刻在我心里，这么多年，从来不曾模糊过。
崇鑫走后，日子忽然空了一大块。
院子里那棵黄葛树还是那样绿着，茉莉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去码头看看有没有他的信。从朝天门码头走回家，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石板路，路两边都是卖菜的、卖早点的，热热闹闹的。可我走在人群里，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是丢了什么东西。
他的信来得不多。军旅劳顿，他也没有固定的地址，只能托人辗转捎回来。每封信都很短，问母亲身体好不好，问我有没有好好吃饭，说他想家，想我。我把那些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折痕处都磨破了，还用浆糊细细地粘好，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拿出来看看。
他在信里说：“淑英，等我回来。”
我就在心里应：我等你。
民国二十七年春天，重庆开始遭轰炸。
第一次听见警报时，我正在院子里择菜。那声音尖利刺耳，像一把刀划过天空。我愣在那里，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街坊邻居都往防空洞跑，有人从我身边跑过，喊：“妹儿，发啥子愣，快跑！”
我还是愣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隔壁的王婶跑过来，一把拉住我：“张家妹子，愣着干啥？快跑！”
她拉着我跑，我手里的菜撒了一地，也顾不上了。防空洞在巷子那头，黑黢黢的洞口，像一张大嘴。我们跑进去，里面已经挤满了人，空气又闷又潮。有人在喘气，有人在咳嗽，有人在小声说话。
“日本人的飞机又来了。”
“造孽哦，好好的日子，过不成了。”
我靠在洞壁上，听着这些话，心里忽然想起崇鑫。他在战场上，是不是天天都听着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天天都在这样的恐惧里？
外面的爆炸声轰隆隆的，像打雷，又比打雷更闷、更沉。每一次爆炸，洞顶就有土簌簌地落下来，落在头上、肩上。有人在小声哭，有人念着佛，更多的人沉默着，脸上是说不清是恐惧还是麻木的神情。
我闭上眼睛，在心里说：崇鑫，你在哪里？你还好吗？
轰炸持续了很久。等警报解除，我们走出防空洞，发现半个城都变了样。
有的房子塌了，有的还在烧，黑烟滚滚，遮天蔽日。街上有人在哭喊，有人在刨废墟，有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身上盖着破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糊的味道，混着血腥气，让人想吐。
我捂着嘴，不让自己吐出来。
这就是战争。
崇鑫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打仗是这样的。
刚来重庆那会儿，我的话，街坊邻居都听不懂。
福州话软，尾音往上扬，像唱歌。重庆话硬，直来直去，尾音往下砸。我去买菜，指着茄子说“这个”，人家听成“勒过”；我说“多少钱”，人家听成“好多钱嘛”。卖菜的大婶看着我笑：“妹儿，你是下江人哇？”
我点点头，脸有些红。
那会儿我不好意思开口。买菜用手指，问路用比划，能不说话就不说话。崇鑫在家的时候，我跟他讲福州话，他用重庆话答，两个人鸡同鸭讲，讲着讲着就笑起来。他说：“你教我福州话，我教你重庆话，咱们互相学。”
可没等学会，他就走了。
他走后，我不得不开口。
婆婆听不懂福州话，我得用重庆话跟她说话，一天一天地说。买菜的、问路的、打听信儿的，都得用重庆话说。起初说得磕磕巴巴，舌头像打了结，一句话要想半天。说错了，人家笑我，我也跟着笑，笑着笑着，就忘了脸红。
后来，说得顺了。
再后来，做梦都是重庆话了。
有一回，我在码头等船，听见两个福州来的人在说话。那口音，软软的，糯糯的，像我小时候听的评话。我站在那里听了很久，听懂了每一个字，却忽然觉得陌生。
那不是我说话的样子了。
我想说一句福州话应和他们，张开嘴，出来的却是重庆话：“两位老乡，从福州来的哇？”
他们看着我，有些惊讶：“你也是福州人？”
我愣了愣，点点头，又摇摇头。
是啊，我是福州人。可我的口音，已经变成重庆的了。
从那天起，我每天傍晚都去码头。不是去等信，是去等人。
我想，也许有一天，他会突然从哪条船上走下来，穿着军装，笑着跟我说：“淑英，我回来了。”
码头上的船来来往往，有运货的，有载客的，也有兵船。每一条船靠岸，我都踮起脚看，看有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太阳从西边落下去，江水从金色变成灰色，码头上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我还是站在那里。
有时会有好心的船工问我：“大嫂，等谁呢？”
我说：“等我丈夫。他是军人，出川打仗去了。”
船工便叹口气，摇摇头走了。
有一个老船工，常年在码头摆渡，看我去得多了，有一回跟我说：“妹儿，别等了。出川的兵，回来的少。”
我听了，心里一紧，但还是说：“他会回来的。他答应我的。”
老船工又叹口气，没再说话。
后来，我把婆婆从老家接到了重庆。
崇鑫走的时候叮嘱过我，要照顾好母亲。我想，他不在家，我就是他。我要替他尽孝，等他回来，看见母亲好好的，我也好好的，他一定会高兴。
婆婆起初不肯来，说老家住惯了。我去了三趟，一趟一趟地求，她才终于点了头。
第一趟去，她说：“我在这住了几十年，离不得。”
我说：“娘，您一个人在这，我不放心。崇鑫走的时候交代我，要照顾好您。您跟我去重庆，我天天伺候您。”
她摇摇头，没说话。
第二趟去，我带了她爱吃的桃片糕。她吃着，眼眶红了红，但还是说：“我再想想。”
第三趟去，我没带东西，就是坐在她旁边，陪她说话。说着说着，她忽然拉住我的手，说：“淑英，你是个好孩子。崇鑫娶了你，是他的福气。”
我说：“娘，您跟我去吧。咱们一起等崇鑫回来。”
她点点头，终于答应了。
我把她安置在我们那个小院子里，她住东屋，我住西屋。她身体不好，有咳喘的毛病，我每天给她熬药，煮她爱吃的稀饭。晚上她睡不着，我就陪她说话，说崇鑫小时候的事，说他们在老家的日子。
“崇鑫这孩子，从小就犟，”婆婆说，“八岁那年，非要跟他爹去赶集，他爹不让，他就在地上打滚。后来他爹没法子，只好带他去。结果半道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流了好多血，愣是没哭一声。”
我听着，心里又是好笑又是心酸。
“还有一回，他十二岁，跟着他爹去田里干活。天热，他爹让他歇着，他不肯，非要干。结果中暑了，晕在田里，把他爹吓坏了。”
婆婆说着说着，笑起来，笑着笑着，眼眶又红了。
“那孩子，从小就有主意。长大以后，说要考军校，谁也拦不住。他爹气得半年没跟他说话，他还是去了。后来他爹走了，他回来奔丧，跪在他爹坟前，一句话也没说，就磕了三个头。我看见他眼眶红红的，知道他心里难受，可他忍着，就是不哭。”
我听着，心里揪着疼。
有时说着说着，婆婆忽然沉默下来，眼睛望着窗外，半晌才说：“也不知道他这会儿在哪儿，冷不冷，饿不饿。”
我握紧她的手，说：“他会好好的。他说了，让我们等他。”
婆婆点点头，没再说话。
那段日子，我每天做两件事：白天照顾婆婆，傍晚去码头。
我把想对崇鑫说的话都写下来，写成信，一封一封地攒着。等他回来，我要把这些信都给他看，让他知道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他。
“崇鑫：
今天轰炸又来了，我在防空洞里待了三个时辰。出来的时候，看见街上有个小孩子在哭，他娘被炸死了。我把他送到收容所，心里难受得很。你说，日本人为什么要来打我们？他们也有家，也有娘，为什么要让别人家的孩子没娘？
茉莉花开了，我摘了一朵，放在你书桌上。你要是能看见就好了。
淑英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二”
“崇鑫：
今天婆婆咳嗽得厉害，我去抓了药。药铺老板问我是给谁抓的，我说给我婆婆。他说，你真是个孝顺的儿媳。我说，这是我该做的，你是他儿子，我不替你谁替你？
他笑了笑，没说话。
婆婆睡着后，我又去码头了。今天江上的船特别多，有一条兵船靠岸，下来好多伤兵。我在人群里找了又找，没有你。可我也没有太失望，我知道你还在打仗，还回不来。只要你活着，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淑英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初九”
“崇鑫：
今天是我的生日，十九岁了。
去年今日，你还陪我过生日，给我买了块布料做新衣裳。那件衣裳我还没舍得穿，压在箱底，等你回来穿给你看。
婆婆给我煮了碗面，卧了两个鸡蛋。我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婆婆问怎么了，我说辣得。其实不辣，是我想你了。
淑英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廿三”
“崇鑫：
今天在码头遇见一个卖花的姑娘，茉莉花串成手环，两分钱一个。我买了一个，戴在手腕上，闻着那个香味，就像你在身边。
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头上簪了一朵茉莉。你说好看，说福州的女孩子都戴花。我说重庆的女孩子戴不戴？你说重庆的女孩子戴辣椒。
我笑了好久。
崇鑫，我想你。
淑英
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初八”
民国二十八年，轰炸更频繁了。
有一回，防空洞被炸塌了半边，闷死了好多人。我们出来的时候，空气里都是血腥味和土腥味。我扶着婆婆，一步一步走回家，发现巷子口那棵黄葛树被炸断了半边，枝叶落了一地。
婆婆站在树下，看了很久，忽然说：“淑英，你说崇鑫他还活着吗？”
我心里一紧，说：“活着。他肯定活着。”
婆婆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进屋去了。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没有去码头。我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受伤的黄葛树，看着黑漆漆的天空，看着远远的山影。我心里有一个念头，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
他不会回来了。
可我立刻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不会的，他答应我的，他说让我等他。他说话从来算数。
那些年，我把福州话忘得一干二净。忘了“吃饭”怎么说，忘了“回家”怎么说，忘了“我想你”怎么说。只剩下重庆话，硬邦邦的，直愣愣的，像我这个人，一个人在码头上站着，一站就是一天。
有时候我想，要是有一天他回来了，我该用什么话跟他说？福州话我说不来了，重庆话他又听不懂。那我们怎么说话？
后来又想，管他什么话，只要他回来，不说话也行。
只要他回来......
民国三十年秋天，我在码头遇见一个人。
那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江面上起了雾，朦朦胧胧的。码头上人不多，稀稀拉拉的几个，都在等最后一班船。
我站在老地方，望着江面发呆。
忽然，我看见一个人。
他坐在码头边上，穿着破旧的军装，一条袖子空荡荡的，在风里晃荡。他低着头，眼睛望着江面，一动不动。我看了他很久，忽然觉得他有点眼熟。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他没抬头，也没动。
我问：“长官，请问你是从南京回来的吗？”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疲惫、悲伤、茫然，还有一点点警惕。他脸上有一道疤，从眼角斜到嘴角，把脸分成两半。
他说：“你是……”
我说：“我丈夫是川军的，去年去的南京。我想问问，你有没有见过他？他叫钟崇鑫，是营长。”
那人的脸色变了。
他盯着我，嘴唇动了动，好半天才说：“你……你是钟营长的……”
“我是他妻子。”我蹲下来，急切地看着他，“你见过他吗？他还好吗？他什么时候回来？”
那人把头低下去，低得很低，几乎要埋进膝盖里。他的肩膀开始抖，抖得厉害。我看见他的手攥成拳头，攥得骨节发白。
“大嫂……”他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钟营长……钟营长他……”
我不说话了。
江风吹过来，凉凉的，带着水腥气。码头上人来人往，有人喊船，有人扛货，有人大声说笑。那些声音都远了，远了，只剩下眼前这个人，和他嘴里还没说出来的话。
“大嫂，钟营长他……在雨花台……全营都……”
他没有说完。
也不用说完。
我听见自己问：“什么时候？”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天快黑的时候。”
那天是民国三十年十月十九。崇鑫死了三年十个月零七天。
我没有哭。我只是站起来，往回走。
走过长长的石板路，走过卖菜的、卖早点的摊子。卖菜的大婶还在收摊，看见我，招呼了一声：“张家妹子，今天这么早？”
我没听见。
走进巷子，那棵被炸断的黄葛树还在，断口处发了新枝，长出了新叶。我在树下站了一会儿，想起他走的那天早晨，我站在这棵树下送他。他走了很远，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记了三年十个月零七天。
走进院子，婆婆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我回来，问：“今天怎么这么早？”
我说：“累了，就早点回来。”
婆婆点点头，没再问。
我走进屋，关上门，在床边坐下。
那沓信还在枕头底下压着，厚厚的一叠。我拿出来，一封一封地看。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拿出最上面的一封，是他最后给我写的那封，从船上写的，一直没有寄出来。是一个从南京逃回来的伤兵带回来的，他说，钟营长牺牲前，这封信还贴在他胸口，被血浸透了半边。
信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了，但我还能认出那几个字：
“淑英吾妻：见字如面。”
我终于哭出来了。
那天晚上，婆婆来敲门。我没应。她推门进来，看见我趴在床上哭，什么都明白了。
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把我揽进怀里。
“孩子，哭吧，”她说，“哭出来就好了。”
我抱着她，哭了一夜。
第二天，我又去码头了。
婆婆说：“还去？”
我说：“去。”
她说：“他不是……”
我说：“万一呢？万一传错了呢？万一他还活着呢？”
婆婆看着我，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我又去码头了。每天傍晚，站在老地方，望着江面。船来船往，人来人去，我站在那里，一站就是一天。
我知道他死了。
可我还是忍不住等。
婆婆是在民国三十二年初走的。
那年冬天特别冷，她的咳喘越来越重，吃什么药都不管用。我每天熬药，喂她喝，她喝不下去，我就一勺一勺地喂。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屋顶，不知道在想什么。
有一天晚上，她忽然清醒了，拉着我的手，说：“淑英，这些年，苦了你了。”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
“崇鑫那孩子……他走得早，没能好好待你。你本来可以改嫁的，可你为了我这个老婆子，硬是守了这么多年。”
我说：“娘，你别这么说。我是他妻子，我应该的。”
婆婆看着我，眼里有泪光。她说：“淑英，下辈子，你还做我们钟家的媳妇，好不好？”
我点点头，泪流满面。
那天晚上，婆婆走了。
我把她葬在南山，和崇鑫的父亲葬在一起。下葬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冷冷的，打在脸上像针扎。我一个人站在坟前，站了很久。
这下，我真的只剩一个人了。
婆婆走后，我又在重庆待了一年。
我不再去码头，不再写信。每天就是做饭、洗衣、发呆。有时在街上走，看见穿军装的，还是会忍不住多看两眼，但看完就低下头，继续走。
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
可我还是忍不住想，也许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笑着说：“淑英，我回来了。”
民国三十三年秋天，我离开重庆，去了泸州。
崇鑫不会回来了。可我还得活下去。钱花光了，没有活路，我只能找个人嫁了。
王启富是个老实人，在泸州开一间小杂货铺。他比我大十几岁，妻子前两年病故了，没留下孩子。媒人来说亲，我见了见他，觉得人还老实，就点了头。
结婚那天，没有花轿，没有喜娘，就扯了块红布，做了身新衣裳。启富在铺子里摆了两桌酒，请了几个街坊邻居。有人起哄，让新娘子敬酒。我端着酒杯，脸上笑着，心里空空的。
晚上，启富喝了酒，早早睡了。我一个人坐在窗前，望着月亮。月亮又圆又亮，和那年中秋一模一样。
崇鑫，我改嫁了。
你怪我吗？
可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启富待我很好。
他知道我以前的事，从不多问。我有时候发呆，他就悄悄走开，不打扰我。我夜里哭醒，他就装睡，装作没听见。他从来不让我干重活，说我的身子单薄，得好好养着。
有一回，我生病了，发烧烧得厉害。他在床边守了三天三夜，给我喂药，给我擦汗。我迷迷糊糊的，嘴里喊着“崇鑫”，他听见了，也没说什么，只是握着我的手，说：“没事，我在呢。”
后来我好了，他对那事只字不提。
我有时候想，他心里应该很难受吧。自己的妻子，生病的时候喊的是别人的名字。可他不说，只是对我更好，更小心，好像怕我跑了似的。
我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礼强，小的叫礼德。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抱着他们，心里有一块地方，软软的，又疼疼的。
崇鑫，我没有替你生下一儿半女。这是我对不起你的地方。
可我会把这两个孩子好好养大。就像养我们的孩子一样。
日子就这样过着，一年又一年。
我把崇鑫的照片藏起来，把他的信也藏起来。我不再提起他，甚至不再想起他。可我有时候半夜醒来，会恍惚以为自己在那个小院子里，窗外有黄葛树的影子，旁边睡着的人，是他。
启富翻个身，咕哝一句什么，又睡着了。
我看着他的背，心里说：对不起。
民国三十八年，解放了。
启富的铺子入了合作社，我们成了公家的人。礼强和礼德一天天长大，上学、念书、工作、结婚。我老了，头发白了，左眼也瞎了。
那只眼睛是年轻时哭瞎的。在重庆那几年，天天哭，夜夜哭，哭着哭着，就看不见了。
孩子们问过我，娘，你眼睛怎么坏的？
我说，年轻时生了场病，没治好。
他们信了。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坐着发呆。想着想着，就想起那个巷子口，那棵黄葛树，那个大步往前走、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的人。
崇鑫，我等了你七年，等来的是一封被血浸透的信。
我等了你一辈子，等到我老了，瞎了，快要死了。
可我还是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