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四年，我三十岁。
那年春天来得迟，嘉陵江上的雾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我在重庆的军营里接到母亲的信，信上说托人在福州给我寻了一门亲事，女方姓张，是福建商贾之家的小姐，知书达理，温婉贤淑。母亲在信末写道：“吾儿年逾三十，军务虽忙，亦当思成家之事。”
我把信折好，放进军装的贴身口袋里。窗外有士兵操练的声音传来，整齐划一，喊声震天。我在黄埔读书时，同窗们大多已成婚，唯独我这些年辗转南北，竟将此事耽搁下来。倒也不是没有想过，只是军人的命悬在刀尖上，何必去拖累人家姑娘。
可母亲的信一封接一封地来，字字句句都是白发人的期盼。我终于点了头，请了探亲假，辗转水路往福州去。
船过三峡时，我在甲板上站了很久。两岸青山如削，江水滔滔向东。我想起毕业时校长说的话：“革命军人，当以国家为己任，马革裹尸，死生以之。”那时年轻，只觉得满腔热血，如今到了而立之年，竟也开始想，若是身后有个人等着，大约也是好的。
福州的三月比重庆湿润得多。张家的宅子在一条幽深的巷弄里，墙头探出几枝三角梅，开得正艳。我被请进正厅喝茶，茶是茉莉花茶，香气馥郁。张父是个和气的中年人，张母在一旁打量我，眼神里带着几分审视，几分满意。
然后我听见脚步声。
很轻，像猫踩着棉花。我抬起头，看见一个穿月白衫子的姑娘从侧门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盘糕点。她低着头，我只能看见她的发顶，乌黑的头发挽成一个小小的髻，簪着一朵白色的茉莉。
“崇鑫，这是小女淑英。”张母说。
她把糕点放在桌上，终于抬起眼。
那一眼，我忽然想起在黄埔时读过的一句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她的眼睛很亮，像闽江上的波光。只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垂下眼睫，脸颊上浮起两团淡淡的红。
“钟长官好。”她的声音很轻，带着福州话特有的软糯。
我站起身，竟有些手足无措，只讷讷地回了一句：“张小姐好。”
后来淑英常拿这事取笑我，说第一次见面时，钟营长像个木头人，连话都不会说。我便辩驳说，那是因为她太好看，把我看傻了。
这话是真的。
我们在福州待了七日。那七日里，我陪她去西湖公园看荷花，陪她去三坊七巷买胭脂，陪她在巷口的榕树下听评话。她起初总是羞怯，走在我身后半步远，我问一句，她答一句。后来熟了些，她开始主动跟我说话，问我重庆是什么样的，问我打仗的事，问我黄埔军校的伙食好不好。
“重庆啊，”我说，“山多，雾多，辣椒多。你若是去了，怕是吃不惯。”
她歪着头想了想，说：“那我可以学着吃。”
我说：“打仗的事不好跟你讲，都是杀伐血腥，姑娘家听了害怕。”
她说：“我不怕。”
我看着她认真的神情，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奇异的感觉。这感觉我从未有过，像是嘉陵江的春水漫过堤岸，软软的，温温的，把心口浸得发胀。
第七日傍晚，我们走在闽江边。夕阳把江水染成金红色，有渔船归来，鸥鸟在桅杆间盘旋。她忽然停下脚步，望着江面，说：“钟长官，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老实答我。”
我说：“你问。”
她转过身，看着我的眼睛：“你是真心想娶我，还是只是为了完成你母亲的心愿？”
我愣了一下。江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她抬手抿到耳后，那个动作很轻，却让我心里一颤。
“淑英，”我说，“我钟崇鑫活了三十年，从没像这几天这样，心里装不下别的事，只装着一个人。”
她的脸又红了，低下头，嘴角却微微翘起来。
回重庆前一日，张家设宴款待。酒过三巡，张父问我：“钟营长，你对这门亲事，意下如何？”
我放下酒杯，郑重地说：“我钟崇鑫戎马半生，无甚家业，只有一颗真心。若蒙张家不弃，定当珍视小姐，此生不渝。”
我看见淑英坐在一旁，低着头，耳朵尖红得像要滴血。
婚事就这样定下了。
婚礼在重庆办。淑英从福州乘船来，我站在朝天门码头等了一整个下午。江上的船来来往往，每一艘靠岸，我都要踮起脚张望。从日头正中等到日头偏西，从日头偏西等到晚霞满天。我数着每一艘靠岸的船，数到第十七艘的时候，终于看见她的身影出现在跳板上。
她穿着大红嫁衣，被喜娘扶着，一步一步向我走来。嫁衣的裙摆拖在跳板上，江风吹起盖头的一角，我看见她的侧脸，红红的，不知道是胭脂还是晚霞。
那一刻，嘉陵江的晚霞烧得正烈，把江水染成金红一片。我忽然觉得，老天待我不薄。
婚后，我们在重庆租了一间小院子。院子不大，但有一棵黄葛树，枝叶繁茂，遮了半边天。淑英在树下种了几株茉莉，说是福州带来的种子，想家的时候看看。她很快学会了做川菜，虽然总是被辣得眼泪汪汪，却还要逞强说好吃。
我在军营里忙，隔三五日才能回家一趟。每次推开门，总能看见她在树下择菜，或是缝补衣裳。听见门响，她抬起头，眼睛亮起来，放下手里的活计迎上来。
“回来了？饿不饿？我给你煮面。”
这是她最常说的话。后来我常常想，若是这辈子能一直听见这句话，该有多好。
那段日子，是我三十年人生里最安稳的时光。
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她给我讲福州的事。讲她小时候偷吃供果被母亲追着打，讲她跟表姐去鼓山涌泉寺求签，签文说她会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讲她第一次看见雪，是在七岁那年，福州难得下了一场小雪，她用手接着，雪很快就化了，手心凉凉的。
我给她讲黄埔的故事，讲北伐时在江西打仗，有一回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耳朵嗡嗡响了好几天。讲有一年冬天在湖南，没有棉衣，弟兄们挤在一起取暖，有人讲笑话，有人唱家乡的小调。她听得很认真，偶尔问一句：“打仗的时候，你怕不怕？”
我说：“怕。但怕也得打。身后就是老百姓，退了，他们怎么办？”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以后你去打仗，我每天给你写信。”
我笑了，说：“好。”
她又说：“你要回信。”
我说：“好。”
她又说：“你要活着回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在月光下亮亮的，像是藏了两颗星星。我说：“好，我答应你。”
两年过去了，淑英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
母亲从老家来信问了几次，淑英背着我偷偷哭过。有一回我半夜醒来，发现她不在身边。起身去找，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对着那棵黄葛树发呆。月光照在她身上，她的肩膀微微发抖。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她没回头，只是说：“崇鑫，你说我是不是不中用？”
我说：“瞎说什么？”
她说：“成亲两年了，肚子里一点消息都没有。你妈来信问，我都不知道怎么回。”
我把她揽进怀里。她的身子凉凉的，在夜风里微微发抖。
“不急，”我说，“我们还年轻。”
她却越发自责，四处求医问药，喝那些苦得皱眉的汤药。有一回我回家，看见她正捏着鼻子灌一碗黑乎乎的药汁，喝完脸皱成一团，趴在桌上半天缓不过来。
我看着心疼，把那些药碗夺下来，说：“不要孩子也罢，有你在我身边就够了。”
她靠在我肩上，闷闷地说：“可我想要一个你的孩子。万一……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还有个念想。”
我心头一紧，揽住她的肩膀，没有说话。
窗外有虫鸣，一声一声，细细的，密密的。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我们身上。我忽然想，若是能这样一辈子，该有多好。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枪声震碎了整个中国的宁静。
消息传到重庆时，我正在军营里。那天下着雨，淅淅沥沥的，把窗外的黄葛树叶打得发亮。我看着电报上的字，一个一个，像是烙在眼睛里：“日军进攻卢沟桥，我军奋起抵抗。”
我知道，这一天终究是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军营里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川军奉命整编，准备出川抗战。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回去一趟，也是匆匆换身衣服，拿几件东西就走。淑英从不抱怨，只是每次我走的时候，她都要送到巷子口，站在那棵黄葛树下，一直看着我走远。
有一回我走出很远，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小小的身影，在黄昏的光里，像一片落叶。
我转过身，大步往前走，不敢再回头。
八月十五，中秋节。我难得在家待了一整天。
淑英从早上就开始忙，买菜，洗菜，切菜，炒菜。我在旁边给她打下手，剥蒜，择葱，递盐递醋。她一边炒菜一边笑，说：“你一个大营长，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的，像什么样子？”
我说：“营长怎么了？营长也得吃饭。”
饭菜摆上桌，有回锅肉，有麻婆豆腐，有蒜泥白肉，还有一碗她特意为我炖的鸡汤。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忽然发现她没动筷子，只是看着我。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笑了笑：“没什么，就是想多看看你。”
吃完饭，我们坐在院子里赏月。月亮又圆又亮，把黄葛树的影子印在地上，斑斑驳驳的。她靠在我肩上，忽然开口：“崇鑫，你是不是要走了？”
我愣了一下，没有说话。
她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说：“我看得出来。这几天你总是发呆，晚上也睡不踏实，翻来覆去的。街上都在说，川军要出川打仗了。”
我沉默了很久，终于说：“是。快了。”
她不说话了。月亮在云层里穿行，院子里忽明忽暗。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站起身，跑进屋里。我追进去，看见她趴在床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却忍着没有哭出声。
我走过去，把她揽进怀里。她的身子微微发抖，像一只受惊的小猫。
“淑英，”我说，“等我回来。”
她把脸埋在我胸口，闷闷地应了一声：“嗯。”
那晚我们一夜没睡。她靠在我怀里，絮絮叨叨地说着话，说我们以后要去哪里，要做什么。说等仗打完了，我们回福州看看，去西湖看荷花，去鼓山烧香。说我们也要生个孩子，最好是个女儿，长得像她，脾气像我。
我说好，都依你。
她说着说着，声音渐渐小了，睡着了。我低头看她，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睫毛长长的，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睡着的她，像个小孩子。
我在她额头上轻轻印了一下。
淑英，等我回来。
九月初，出发的命令终于下来了。
那天早晨，天还没有亮透。淑英送我出门，手里提着一个包袱，里面是她连夜赶制的几双布鞋，还有一包她亲手做的牛肉干。走到巷子口，她忽然拉住我的衣袖，踮起脚，在我脸颊上轻轻印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这样主动。
“你要小心，”她说，“要活着回来。”
我点点头，想说些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最后我只是抬起手，摸了摸她的头发，说：“回去吧。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母亲。”
她点点头，眼眶红红的，却忍着没哭。
我转身大步往前走，不敢回头。走了很远，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棵黄葛树下，晨光里，她的身影小小的，孤单得像一片落叶。
那一刻，我忽然很想跑回去，抱住她，再也不放手。
但军令如山。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说：
淑英，等我。
部队在万县集结，然后乘船东下。船过三峡时，我站在甲板上，望着两岸的青山，想起两年前我乘船去福州的情景。那时我孤身一人，了无牵挂。如今我有了她，心里却沉甸甸的，装满了牵挂和不舍。
在船上，我开始给她写信。信写了很长，从我们相识写到婚后，从福州写到重庆，从黄葛树写到茉莉花。我想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可提起笔，又觉得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最后，我只写了几行：
“淑英吾妻：
见字如面。船已过三峡，沿途山水依旧，只是不见你在身边。想你。想你种的茉莉，想你煮的面，想你站在巷子口送我的样子。
此去南京，不知归期。但你放心，我会小心，会活着回来见你。
你在家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母亲。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去福州看你爹娘，一起去西湖看荷花。
千万珍重。
夫崇鑫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
我把信折好，放进信封。信在口袋里放了很多天，一直没有寄出去。我想等到了南京，找个邮局再寄。可到了南京，就是无休止的行军、布防、挖战壕，根本没有时间去寄信。
那封信，就一直放在我贴身的衣袋里，陪着我进了南京城，陪着我上了雨花台。
南京的十一月，已经冷了。
我们守卫雨花台，日军的炮火昼夜不息。白天挖战壕，晚上警戒，有时候一天只能睡两三个时辰。饭菜是凉的，水是凉的，心却是热的。弟兄们都知道，这一仗，可能是最后一仗。
晚上轮到我值夜，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战壕里，望着北边的方向。北边是南京城，南京城再往北，是长江。长江往上，是重庆。
我想起淑英，想起那个小院子，想起那棵黄葛树。想她这会儿在做什么，是睡了，还是在想我。想她有没有收到我的信，想她有没有好好吃饭，想她有没有在码头等。
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想到号角吹响，想到又要开始新一天的厮杀。
十二月十二日，天快黑的时候，我的子弹打光了。
身边的弟兄们也都倒下了，有的还在呻吟，有的已经没了声息。我靠在一块大石头上，喘着气，抬头望向北边。那边是南京城，城里的火光把天烧得通红。
我想起淑英，想起她站在巷子口送我的样子。晨光里，她的眼睛亮亮的，像是藏了星星。她让我小心，让我活着回去。
我伸手摸了摸胸前的口袋，那封信还在。
日军又冲上来了。我握紧了手里的枪，枪里只剩最后一颗子弹。本来这最后一颗是留给自己的，但看着冲过来的敌人，我忽然改了主意。
我站起身，对着冲在最前面的那个日军，扣动了扳机。
枪响的瞬间，我听见有人在喊：“钟营长——”
然后，一切都安静了。
倒下的时候，我面朝北方。北方有长江，长江往上，是重庆。重庆的朝天门码头边，有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黄葛树，树下种着几株茉莉。有一个穿月白衫子的姑娘，每天傍晚站在巷子口，等着我回家。
淑英。
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