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刘伟的电话来得勤。
“婷，忙不忙？”他的声音总是很有精神。
“忙着呢。”我通常这么回，手里可能正理着货。
“婷，在干嘛？”
“准备去店里。”
“中午约个饭？”
“快忙你的去吧，今天没空。”我笑着拒绝。
“今天你们没事吗？”我有时会反问一句。
“今天不开庭，没啥大事儿。”他答得随意。
日子就像这样，在忙碌与偶尔的联络间，平稳地向前流淌。
生意像一株需要不断浇灌的植物。
帝都的批发市场，成了我那段时间去得最勤的“水源地”。
起初为了省钱，我坐过店主们常坐的大巴卧铺。
一趟来回百十来块，还能把货免费捎回来，确实很划算。
可仅仅那一次经历，就让我彻底放弃了。
密闭的车厢里，男女混躺，汗味、劣质烟草味混杂成一股难闻的气息。
夜里，随机分配的像盲盒一样的未知男女，黑暗中陌生的鼾声、床铺吱呀的响动、隐约的交谈，都让我的神经绷成一根弦。
我把自己紧紧裹在脏兮兮的被子里，蜷缩在靠窗的上铺，眼睛盯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模糊黑影，一夜无眠。
后来，我就只坐火车卧铺了。票价贵出一倍多。
但我想——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
这次北上，我的目光被一款白色呢料斗篷牢牢抓住。进价五十元。
它不是刺眼的纯白，而是泛着温润的米白。
下摆轮廓做得极漂亮，自然洒脱地敞开。
几乎在看到它的瞬间，我脑海里就勾勒出一幅完整的画面。
我没犹豫，立刻转身，直奔相熟的小饰品摊位。
目光在一堆琳琅满目中快速扫过，精准地落在一款夹杂着点点深绿、混着仿真发丝的圆形发圈上。
五块钱一对。那抹深绿浓郁得像化不开的森林，掺着的发丝增添了几分奇特的复古感。
我对着饰品摊的镜子，开始动手。
把头发中分，在头顶左右两侧各扎起一个揪，然后巧妙地挽成两个松而不散、略带随意的丸子。最后，将发圈套了上去。
镜子里的女孩，瞬间被一种难以言喻的、略带疏离的时尚气息包裹。
我想起不久前在杂志上看到的王菲，“唱游大世界”演唱会的造型——她顶着装饰酒红色毛球的双丸子头，身穿裸粉色长旗袍，俏皮又灵动，像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精灵。
我想象着，下身搭配一条紧身的黑色皮裤，脚蹬一双利落的及踝黑色短靴。
一九九八年的初秋，当大多数女孩还在常规搭配间徘徊时，这样一身行头出现在人流里，注定会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不容忽视的涟漪。
主意已定。白色斗篷，我拿了从小码到大码，数量比往常任何一次都多。
那对夹杂着深绿色的发圈，也毫不手软地备足了库存。
事实证明，这“瞬间直觉”，又一次精准地命中了时尚的脉搏。
回到青城，我立刻穿上这一身“打版”。
那件白色斗篷仿佛自带聚光效果，它与皮裤、短靴，以及头上双丸子头构成的完整意象，散发出一种强烈的、崭新独特的信号。
果然，它再次成了“爆款”。女孩们被这种前所未见的搭配吸引，目光先是被攫住，然后是询问、试穿。
斗篷一百八一件，不讲价；头花二十。
皮裤拿货六十，卖一百六。
几乎全部被毫不犹豫地带走。那种被认可、被追随的感觉，像微小的电流，一次次通过钞票的沙沙声，传导至心底。
生意有了起色，生活似乎也渐渐染上了寻常的热闹。
周五，李晓霞轮休，我便喊上陈梦，约了李雷他们几个一起吃饭。
三个男生，三个女生，气氛轻松。
李雷话依旧不多，沉稳地坐在那里；刘伟还是老样子，活跃，爱说笑；另一个则中规中矩，和李晓霞不时交谈。
大家聊着各自单位的新鲜事，抱怨几句领导，畅想一下模糊的未来。
话题不知怎地，转到了当时震动青城的一桩旧案上。
“哎，你们听说没，就前几年‘二·五’那个案子，”刘伟压低了点声音，“最近好像又有动静了，说是家属一直在申诉。”
桌上安静了一瞬。那起发生在1996年2月5日的命案，曾沸沸扬扬。
李雷微微蹙了下眉，声音平缓：“案子的事，咱们就别多议论了。法院都判了。”
“也是，”刘伟马上接话，“来来，吃菜吃菜！”他熟练地用筷子给大家夹菜，轻易把话题又带回了轻松的方向。
我们默默听着，没插话。
饭后照例转场去蹦迪。
震耳的音乐，炫目的灯光。
李雷显然不太适应这种场合，动作拘谨。
刘伟则如鱼得水，很快和我玩到了一起。
间隙中，我瞥见李雷坐在卡座边，手里握着酒杯，眼神望着舞池的方向，显得有些落寞。
尽兴玩到凌晨两三点，走出迪厅，夜风一吹，沸腾的血液才稍稍冷却。
站在路边等车时，李雷走到我身边，声音在寂静的夜色里格外清晰：“我……第一次这么晚还在外面。”
我有些惊讶，转头看他：“那你回去，会不会挨骂？”
他笑了笑，摇摇头，脸上带着点大男孩的腼腆：“不会，我们几个今天回去住单位宿舍。”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就是觉得……很新鲜。和你一起出来玩。”
我笑笑，不说话。
车来了。我们互相道别。
我靠在后座，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安静下来的城市轮廓。
刚才舞池里的喧嚣、朋友间的笑闹，仿佛被隔在了另一个时空。
但这恍惚里，却有一种踏实的暖意。
我正一点点建造着什么。
早晨醒来，想着今天要怎么搭配衣服；中午在附近小店随意吃点什么；一天中接待顾客，观察她们试穿时的神情。
烦恼当然还有，为了一两个难缠的顾客，为了某款衣服走得不如预期快。
但这些烦恼是“正常”的，是生活本身的褶皱，不再是无底的深渊。
更重要的是，我心里那份底气和从容，一天比一天坚实。
偶尔犒劳自己，甚至能小小地规划一下将来。
李雷还是偶尔会联系，约饭，或者只是打个电话问问近况。
他依旧温和，有耐心。
刘伟的电话粥煲得没那么勤了，但隔三差五还是会蹦出来，插科打诨一番。
我和他们相处得轻松愉快，享受着被欣赏、被关注的感觉，但心里那根弦是松的，不再急切地想要抓住什么来证明自己，也不再惶恐于是否配得上。
一切都在它该有的轨道上，不紧不慢地运行着。
李雷又约过我两次。
一次是看电影，香港的枪战片，音效震得耳朵发麻。散场后沿马路走，他的话还是不多，但会默默走到靠车的那一侧。
夜风里，他问我店里忙不忙，帝都最近去了吗。
我说还好，下周可能得再去一趟。
他点点头，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
另一次是吃饭，就我们俩。
一家不大的川菜馆，水煮鱼辣得人直吸气。
他吃得鼻尖冒汗，话却比平时多些，说起他单位里一个老同志快退休了，每天上班就是泡茶看报；说起他小时候在厂区大院里的趣事。
我听着，偶尔接几句。
气氛很好，松弛，自然，像认识了很多年。
送我回去的路上，在楼道口，他站住了，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句：“到了，早点休息。”
我转身上楼，没回头，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背上，轻轻的，像春天的阳光。
我没去想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该不该让它意味着什么。现在这样，就很好。
陈梦倒是彻底沉浸在甜蜜里了，每次见面三句话不离她家“裴同学”。
李晓霞呢，最近有点烦恼，金狮夜总会有个客人总想约她去吃饭，也帮她订台，但她总在躲。
我们三个再聚在一起，话题总绕不开这些。
她们会打趣我和李雷，我只笑笑，不接话，也不否认。
快过年时，我照例去进货。
市场里已是一片红火景象，摊主们早早上满了应节的款式。
我的目光掠过那些寻常的红色棉服与毛衣，最终停在一款暗红色羊毛呢中长外套上。
它并非那种扎眼的正红，而是沉静又温暖的暗红，像冬日里将熄未熄的炭火余光，透着一种厚实的暖意。
版型极好，微微收腰的设计掐出利落的线条，双排扣规整而复古，领子可以规规矩矩地翻下来，也可以随意地竖起来，衬着半张脸。
我伸手摸了摸，呢料扎实，触手温润。
几乎立刻，我脑海里就浮现出画面：敞着穿，里面配一件简单的黑色或米白色高领毛衣，下身是修身的深色牛仔裤，脚上一双及踝的短靴。
头发最好松松地挽起来，露出干净的脖颈。
走在年关将近、萧瑟清冷的街头，这一抹红便不是喧闹，而是一种笃定的、自带温度的风景。
“老板，这款，红色，从小码到大码，先给我各拿两件。”我没有犹豫。
临付款时，我又瞥见角落里挂着几顶针织的蓓蕾帽，也是同色系的暗红，点缀着小巧的毛线球。
顺手拿了几顶，心里想着，这或许能成为不错的搭配。
从帝都回来的火车上，我靠着窗，看外面飞驰而过的北方原野。包里装着新款的样品，脑子里盘算着定价和搭配。
偶尔，也会闪过李雷那双安静的眼睛，闪过刘伟咋咋呼呼的笑脸。
我心里是满的。被具体的事情填满，被可期的未来填满。
那个需要刻意扮演“正常女孩”、用力擦拭自己的阶段，好像真的过去了。
火车轰隆，载着我和我的日子，向前驶去。
这就很好了。
年关像一道无声的令，把漂泊在外的身影都召回了故土。
我也踏上了回老家的路。
孩子已经三岁多了，见了我，仍旧是一派怯生生的陌生。
总是像只受惊的小雀，藏在妈妈身后，只探出半张小脸偷偷地瞧我。
可一旦我的目光与她对上，她便转身迈着不稳的小步子跑开了，留下一个圆滚滚的背影。
我给她买了新衣裳——粉色小纱裙子，用心把她打扮起来，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是了，少了几分小女孩该有的娇憨。
头发被我妈图省事，剪成了男孩的短发。乍一看，活脱脱像个小子。
褪去了婴儿时期的奶膘，那张小脸的轮廓愈发清晰。
我盯着细看，心里猛地一沉，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那眉眼的走向，那鼻梁挺直的线条，竟是一分不差地复刻了铁柱的模样。
我立刻移开视线，不再看她。
过年时，还没结婚的同学照例来家里串门。
那些外嫁的，或是刚结婚头一年的，都忙着拜年，来得便少了。
聚在一起，空气里浮动着一种微妙的、一部分人尘埃落定，一部分人尚在漂泊，彼此打量间，有好奇，有询问。
瑞霞看看我，略带迟疑地开口：“你……没再找一个？”
我摇摇头，没多解释什么。
过了这个年，虚岁就二十二了。
可我心里那片湖，平静无波，一点也急不起来。甚至觉得，就这样很好。
家里的热闹，这几年已悄然换了主角。
弟弟十九岁了，正是呼朋引伴、血气方刚的年纪。
他那些发小，也都是二十来岁的“大后生”，于是，家里的喧嚷与笑声，不再是三叔小姑他们带来的家长里短，已然更替成我和弟弟这一代人的天地。
爷爷奶奶坐在热炕沿上，微笑看着一屋子活蹦乱跳的年轻身影，眼神里是满足。
奶奶总拉着弟弟念叨：“刚子，今年把婚定下吧，年底能把事办了，我们这心愿就算了了，也让我们早点抱上重孙子。”
可弟弟那个对象凤凤——我从前的小徒弟，才十七岁。
她和我学完手艺回来，租下大队门房开理发店，生意挺红火，就是年纪实在太小了些，结婚年龄肯定不够。
弟弟的发小们来了，家里更是热闹。
红红一把抱起娜娜，高高举过头顶，孩子兴奋得咯咯直笑，小脸涨得通红——我妈给孩子起了新名字，叫娜娜，跟我姓，民族：汉。
这群后生里，有两个人来得格外勤。
一个二十岁，小名叫“小后生”，个子蹿得老高，得有一米八，眼睛不大，一笑就眯成了两条缝，但模样整体是讨喜的，说话幽默，话多。
家里养着大车，他自己跑运输。
另一个十九岁，叫贾长盛，个子不高，长得不丑，浓眉大眼。他大爷是市官员贾文，把他安排到青城给领导开车，言谈举止间，便比旁人多了一分超出年龄的世故。
他俩在我家很是自在，围着我“姐、姐”地叫，喊得自然。
“姐，打扑克不？三缺一就差你了！”
“姐，你那的衣服进的是不是都可漂亮了。看你平时穿的都洋气。”
“姐，你店里是不是可忙呢，今年看你不常回来？”
“姐，电话留给我呗，我回去上班了没事去看你。”
“姐，大队下午唱戏了，走哇，看戏去！”
我笑着，一一应着，像对待自家弟弟，却也保持着一段距离：“好呀。”“行。”“再看吧。”
三婶在旁边，用胳膊肘悄悄碰碰我，眼睛往那两个小子身上一瞥，压低声音：“这俩后生，跑得这么勤，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我看着他们端起面前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管他呢。”我低声说，“反正，我没意思。”
回来这些天，也会接到李雷的电话。
他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平稳温和：“新年快乐，乔婷。”
“新年快乐。”
“什么时候回来？”
“初五晚上吧，初六店铺要开门了。”
“好，回来见。”
刘伟的电话也少不了，咋咋呼呼的：“嗨，婷，新年快乐！有没有想我们啊？”
“想你个大头鬼！”
他在那头笑起来：“早点回来啊，没你斗嘴都没劲。”
“知道了。”
三婶有时听见，也会凑过来问，是不是对象？
我摇摇头，语气平淡：“不是，就是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