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上课铃准时响起。
“叮铃铃——”清脆的铃声在走廊里回荡。
教室门被推开，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是李老师。
他今天换了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更显得清爽挺拔。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拿着教案和三角板。
他走进教室的瞬间，原本还有些躁动的教室立刻安静下来，静得能听见针落地的声音，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蝉鸣。
他走上讲台，把教案和三角板放下。
目光平静地扫过我们每一张脸，看到我们因为晨跑而泛红的脸颊和汗湿的头发，嘴角似乎微微上扬了一下。
“同学们好。”他开口，声音清晰而温和，像山间清泉，流淌在安静的教室里。
“老师好——”我们参差不齐地回应，然后在他温和目光的注视下，声音渐渐整齐洪亮起来。
他潇洒地写下一行字：一元一次方程。
“初中数学，可不比小学哦。”他转过身，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好像在确认每个人都在认真听讲，“不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啦，我们要学习更有趣、更有挑战性的内容。就像今天要学的——方程。”
他拿起一支粉笔，在“一元一次方程”下面画了一条线。
“啥是方程呢？简单讲，就是有未知数的等式。比如，”他在黑板上写下：x + 5 = 8。
“这里的 x就是未知数。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找出这个 x到底是多少。”
他的讲解不紧不慢，条理清晰。每一个概念都伴随着简单的例子。
他时不时会提问，目光温和地看向某个同学。
被点到的同学有的能答出来，有的紧张得说不出话，他总是耐心地引导，或者请其他同学补充。
阳光这时刚好斜斜地照进教室，透过玻璃窗，落在他身上，给他整个人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
粉笔灰在光柱里打着旋儿，慢悠悠地往上飘。
我握着笔，在新笔记本上认真地记下他说的要点，心里想：林梅说得真对，他讲课真的很好懂。
四十五分钟，在专注的听讲和笔记中，仿佛一眨眼就过去了。
当李老师讲完最后一个例题，放下粉笔时，下课铃声恰到好处地响起。
“叮铃铃——”铃声清脆。
李老师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转过身来。
“好，今天的第一节课就到这里。”他顿了顿，目光在教室里缓缓移动，像是在思考什么，最后，那温和而清晰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我的心毫无预兆地一跳。
“乔红霞。”他叫了我的名字。
全班瞬间安静。
我感觉到自己的脸颊“腾”地烧了起来，手心里瞬间冒出了汗。
我赶紧站起来，动作有点急，凳子腿划过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
“到！”我的声音清脆。
李老师看着我，脸上带着那种熟悉的、温和的、鼓励的微笑。
“从今天起，乔红霞同学就是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
教室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有惊讶的低呼，有窃窃私语。
我耳朵里嗡嗡作响。
李老师继续说道：“以后每天的数学作业，统一交到乔红霞这里。”
我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
像潮水突然涌上来，整个人都懵了。
我坐回座位，脑子里嗡嗡的，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手心湿得攥不住。
数学课代表——是我？
为什么？是因为报到我第一个进去？
下课的嘈杂声瞬间充满了教室，桌椅移动的声音，同学们的说笑声，但这一切在我听来都有些遥远和不真切。
杜鹃偷偷转过头来，冲我做了个夸张的“哇”的口型，用气声说：“红霞，你好厉害！”
高霞和瑞霞也回过头，投来惊讶和隐隐羡慕的眼神。
我看着讲台上正在整理教案、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数学书扉页上，昨天工工整整写下的名字——“乔红霞”。那三个字此刻看起来有些陌生。
这个新身份，就这样落到了我肩上。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一月一次的月考开始了。
语文卷子发下来，我提笔疾书。
那些熟悉的字句像早已等在笔尖，刷刷地流淌到纸上。
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写满了整整两页——写我想当老师，像李老师那样站在讲台上；写我想当画家，把看见的美好都画下来。
规规矩矩写满格，又从头到尾检查了两遍。
铃声响起的瞬间，我第一个站起身，把卷子放在讲台上，信心满满地走出教室。
走廊里还空荡荡的，初夏的风从窗外吹进来，我靠在墙上，等瑞霞她们出来。
“红霞你写得好快！”杜娟第一个冲出来，脸还因为紧张红扑扑的，“作文你写的什么？”
“老师。”我说。
“我也是！”她眼睛亮起来，“不过我只写了一页半……”
说话间，瑞霞和高霞也出来了。
我们围在一起对答案，你一言我一语，直到预备铃再次响起——该考数学了。
轮到考数学，我粗略一看，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卷子上的数字和符号密密麻麻，应用题题干长得像一篇小作文。
我深吸一口气，从第一题开始做。
选择填空还算顺利，可到了后面的大题，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最后那道几何证明题，我在草稿纸上画了一遍又一遍图形，添了又擦掉辅助线，反复读了几遍题目，竟连解题思路都摸不着。
汗水从额头渗出来。
教室里安静得只能听见笔尖摩擦纸面的沙沙声，我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只剩二十分钟了。
正心急如焚时，旁边的动静吸引了我的注意。
大班长杨勇刚，做完卷子后把笔放下了。
他没有检查，而是微微侧过身，用手指轻轻点了点前排孙建国的背。
孙建国正埋头苦算，被这么一点，肩膀微微一耸。
他没有回头，只是停顿了两秒，然后身体前倾，用胳膊肘悄无声息地捅了捅他前面的同学……
像投入石子的涟漪，这细微的动作，在安静的考场里隐秘地传递。
前排的同学似乎愣了一下，随后也向前传递了什么信号。
不一会儿，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条，从最前排沿着这条“暗线”传了回来——经过一个个后背与课桌的缝隙，落在杨勇刚摊开的手掌里。
他快速展开浏览，然后，不着痕迹地往我这边挪了挪试卷。
我的心跳如鼓，脸颊发烫。
作弊——我知道这是错的，可那道空着的题像针一样扎着我。
眼睛不受控制地飞快扫过他的卷面——选择填空的答案竟大部分都一样！
我更仔细地看向最后那道题，他整洁的卷面上，清晰地画着一条我想都没想过的辅助线。
恍然：“哦，原来是要连接这两个点，用相似三角形……”
监考的体育老师李老师在讲台上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揉揉眼睛，起身在教室里踱了两步，又回到讲台坐下。
我赶紧低头，凭着记忆把那道题的步骤抄在自己的卷子上。
笔尖因为紧张有些抖，字写得不如平时工整。
刚写完最后一个“答”字，铃声尖锐地响起。
“交卷了交卷了！”王老师站起来，“从后往前传！”
我长出一口气，把汗湿的手心在裤子上擦了擦。好悬。
剩下的科目，便在这种作弊后的忐忑不安中草草结束了。
考地理时，我总忍不住想：老师会发现吗？
考英语时，阅读理解的文章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脑子里全是数学考试时传纸条的那条“暗线”。
直到所有科目考完，背着书包走出校门，那种做错了事的心虚感还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红霞，数学最后那道题你做出来了吗？”放学路上，瑞霞问我。
我心里一紧，含糊地说：“嗯……最后胡乱写了几步。”
“我也是，”她叹了口气，“太难了。不过杨勇刚好像做出来了，我交卷时看见他写得满满的。”
我没接话，只是把书包带子往上提了提。
月考后，班级重新排了座位。
李老师按照身高，让我们所有人在班级外列队，男女各一列，从矮到高。
我凝视着前方的女生，一个接一个地迈入教室，坐在逐渐靠后的座位上，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乔红霞。”李老师念到我的名字。
一米六六的我，在女生队伍中是个子最高的一个。
走进教室时，大部分座位已经坐满了。
我的目光扫过后排——走到最后排那两个并排的座位上。
“坐那儿吧。”李老师指了指。
“嗯。”我走过去，放下书包。窗外是操场，远处有男生在打篮球。
我故意慢吞吞地整理文具盒，把铅笔一支支摆好，橡皮放在特定的位置。眼睛的余光却一直瞟着门口。
男生队伍也快排完了。
当那个高高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时，我几乎屏住了呼吸。
他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好把最后一支铅笔摆完。
身高一米七几的杨勇刚，在男生队伍中亦是最高的那一个。
他看了看教室里唯一空着的座位，在我旁边！
似乎也愣了一下，然后才走过来。
“嗨。”他拉开椅子坐下，很自然地说了一句。
“嗯。”我低下头，假装在书包里找东西。
其实什么也没找，只是不想让他看见我突然发烫的脸。
他是男生中最高的，比我们大三岁。
关于他曾经留过级这件事的传闻，在女生们中间悄悄地传播开来。
然而，这并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影响——毕竟，他可是老师们眼中的得力干将。
就在我们大多数同学还处于懵懵懂懂、不知世事的时候，他却展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那种只有进入青春期之后才会拥有的独特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肩宽，腿长，坐在椅子上时，那双长腿在课桌下有些无处安放。
他打篮球，胳膊上有紧实的肌肉线条。
他长得还有几分像那时录像厅里常放的港片里的梁朝伟——特别是眉毛和那双眼睛，看人时总带着点漫不经心的深邃。
报到那天，他穿着白裤子、蓝背心，背一个军绿色的单肩包，站在队伍里比我们高一头多，挺拔得像棵小白杨。
那个形象在许多女生心里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课间休息时，总能看到高年级的学姐假装路过我们班教室，目光有意无意地飘向他。
他是我们这届，甚至高年级不少女生悄悄谈论的“白马王子”。
而我，居然成了他的同桌。
瑞霞和海霞坐在了我前面，还好，我们仍是前后桌。
瑞霞转过头，对我眨了眨眼，嘴角带着意味深长的笑。
海霞则偷偷比了个“厉害”的手势。
高霞去了靠窗的第二排，离我们稍远。
杜鹃和白建国则因为个子最矮，被李老师“重点关照”在了第一排——就在讲台正下方……
“这样你们上课就不能开小差了。”李老师一脸开玩笑地说道。
这时白建国突然冒出一句：“老师，我用不着作弊。”
全班都笑了。
座位表像一张悄然铺开的地图，重新划分了我们刚刚萌芽的社交与疆界。
新的同桌，新的前后桌，刚刚跨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心里都开始有了懵懂的好感。
你会发现，下课谁和谁总在一起聊天，放学谁等着谁一起走，体育课自由活动时，男生打球，女生坐在操场边看的到底是谁。
是的，我也毫无意外地、偷偷地喜欢上了我们的班长同桌。
他个子高高，打篮球时动作利落，成绩不错，人又不显得刻板，偶尔和男生们说笑时露出的牙齿很白。
他管纪律时，声音并不凶，反而有种让人信服的温和。
这种好感，像一粒被春风无意吹落的种子，悄悄埋在了心里，不敢声张，却自己生根发芽。
那个时候，在我们女生中间，流行摘抄。
这几乎是一种带有仪式感的、心照不宣的爱好。
几乎每个女生都有一个漂亮的硬壳笔记本，软塑封皮，印着明星照片或风景画。
我的那本是浅蓝色的，封面是一片静谧的湖水，颜色淡得像被水洗过一样。
我爱画爱写——虽然字迹不算那种横平竖直的端正，却自有一种飞扬的劲头，笔画总带着点儿向上的弧度，像要挣脱格子的束缚似的。
奶奶常说我这字是“眉飞色舞”，我自己也觉得，这笔体里藏着我的性子，拘束不住，也不肯太规矩。
我们在里面收集一切美好的文字：课本里的好词好句，流行歌曲的歌词，唐诗宋词，偶尔还有从《读者》《青年文摘》上抄下来的散文段落。
但这些还不够——必须配上插图。
用彩色铅笔画垂柳，线条要柔美；画小星星，用黄色笔点上高光；画小河流，蓝色水笔要画出波光粼粼的感觉。
扉页要设计花体字写的“摘抄本”三个字，每页的边角要画上小花、小草、小动物。
本子被装点得如秘密花园，引人入胜。
课间时，我们会互相交换欣赏，评点谁的画好看，谁抄的句子有深度。
我的摘抄本是独一无二的。
我在里面画过一整页的星空，用银色的笔点出银河；抄过三毛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在空白处画上沙漠和骆驼；还专门留了几页，贴从杂志上小心剪下来的明星贴画——小虎队、林志颖、黎明。
这本子成了我小小的骄傲，也成了“祸根”。
个别淘气的男生，会趁我不注意时偷偷拿走它，在教室里大声朗读里面煽情的歌词：“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
他们故意用夸张的、怪声怪气的语调，惹得全班哄笑。
我气得满脸通红，追着他们满教室跑，跺着脚喊：“还给我！快还给我！”
这时通常会有女生帮我围追堵截，或者有男生站出来说：“别闹了，还给人家。”
班长也说过一次。
他当时正和几个男生讨论着什么，听到吵闹声转过头，淡淡说了句：“王建军，别欺负女同学。”
王建军脸上的嬉笑一下子僵住了，讪讪地“嗨”了一声，仿佛那本子突然变得烫手。
他胳膊一扬，把它朝我的方向扔了过来。
我慌忙接住失而复得的本子，低头说：“谢谢。”
他已经转回去，继续刚才被打断的话题。
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他的侧脸上。
他的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投出一小片阴影。
我低下头，假装在看那本被扔回来的摘抄本。
封面上沾了一点灰，我用袖子轻轻擦了擦。
前排瑞霞转过头，冲我挤了挤眼睛。
我没理她，把本子塞进书包最底层。
上课铃又响了。
他坐直身子，从桌膛里掏出课本。
胳膊蹭过桌角，发出轻微的声响。
我也掏出课本，翻开，眼睛盯着黑板，但余光里全是旁边那个人的轮廓。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坐在我旁边的人，会在后来的日子里，变成我记忆里的一个符号——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本来可以”的符号。
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此刻，他只是我的同桌。
一个高高的、长得有点像梁朝伟的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