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几个走读的女生，偶然跟着住校的同学，去过一次她们的宿舍和食堂。
她们那里是真苦。
食堂是间高大的旧瓦房，墙上糊着不知哪年的报纸，油污洇出地图似的黄晕。
空气里闷着一股经年不散的油烟味，像日子被反复蒸煮后剩下的一点余温。
大铁锅里咕嘟着熬得发黄的青菜，汤清得能照见人影，油星是难得一见的稀客。
馒头垒在巨大的笸箩里，倒是管够，可有时一口咬下去，白面里会硌到细小的砂砾，或是尝出一丝若有若无的酸味。
她们用来打饭的铝饭盒，边角早已磕碰得坑坑洼洼，失去了原有的光亮。
我们跟在她们身后，站在排队的长龙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食堂另一角，那里是男生们的地盘，喧哗声明显高了几度。
班长和几个男生围坐一桌，正是闹得最起劲的一群。
他们面前也不过是同样的饭菜，可那股吃法，却硬生生吃出了别样的气势。
班长正夹起一筷子炖菜，送进嘴里，一边还眉飞色舞地和旁边的孙建国比划着什么，惹得一桌人哄笑起来。
他们大声评论着今天的馒头“还挺实在”，仿佛吃的不是清水煮菜，而是什么满汉全席。
那份旁若无人的、属于少年人的生机，与周遭清苦混在一起，竟也有种热气腾腾的错觉。
近处住校的女生们，已经神色如常地打好自己那份看不到油花的清汤寡水，三三两两地挤坐在长条木凳上。
她们吃得安静，速度均匀，偶尔低声交谈两句，很快就吃完，然后起身，到水池边拧开生锈的水龙头，默默地冲洗着各自的铝饭盒。
水声哗哗，她们的动作熟练而节俭。
整个过程，有一种我们这些傍晚有家回、有热饭等着的人所不熟悉的肃穆秩序。
那不仅仅是在吃饭，更像是在完成一项每日的必修。
说来也怪。我们几个天天能回家的，除了老袁凭着那股子狠劲考上了小中专，其余大多在学业上浮浮沉沉。
反倒是这些住在冬冷夏热、墙皮剥落的宿舍里，顿顿与清水白菜为伴的女孩们，成绩单上的名字总靠前些。
晚上放学去她们宿舍借书，常见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屋里。
有的趴在铁床边，有的坐在小马扎上，就着一盏昏黄的灯泡看书。
空气里飘着墨水的味道，安静得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和偶尔翻书的轻响。
许是逆境磨人。她们的目标异常清晰，像寒夜里远方唯一的那点灯火，除了朝它走去，别无杂念。
我心头莫名一慌，转身便朝着杜鹃呼喊的方向跑去。
手心里，那封浅蓝色的信被无意识地攥紧了。
它此刻静静地蜷在我的手心，像一粒被无意中遗落在缝隙里的种子。
五一劳动节前的周五，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响起，同学们像出笼的鸟儿，呼啦啦涌出教室。
喧闹声渐次远去，教室里很快空了，只剩下我、袁俊艳，还有杨勇刚。
阳光斜斜地穿过窗户，把浮动的粉尘照得纤毫毕现。
讲台上摊着一盒新领的彩色粉笔，还有几张旧报纸，空气里混合着粉笔灰和木头课桌的味道。
“这期出什么？”老袁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开门见山。
她今天换了件浅绿色的衬衫，衬得皮肤很白，辫子依旧梳得一丝不苟。
杨勇刚站在黑板前，仰头看着上一期还未完全擦净的“期中总结”的淡淡痕迹。
“劳动节主题。”他言简意赅，“要有工人、农民、劳动者的场景。‘劳动最光荣’这五个字，放在最醒目位置。”
“光有口号不行，”老袁接话，“得有具体内容。”
“写什么好呢……”我喃喃道。
杨勇刚转身，看了一眼空荡荡的讲台，眉头微皱。“光靠想不行。我去办公室找找报纸。”
话音刚落，他已经快步走出了教室。
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
“你说，”老袁忽然开口，眼睛没看我，依旧盯着黑板，“他是不是觉得我上次元旦唱歌……太出风头了？”
我一怔。“没有吧，”我斟酌着词句，“大家都觉得你唱得好，班长也鼓掌了。”
“可……”老袁的声音低了下去，“我有时候主动跟他说话，他还是那副样子，嗯，啊，哦。”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空气里有些微妙的尴尬。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班长回来了，怀里抱着一大摞报纸，最上面的几张几乎要滑落。
他小心地把报纸放在讲台上，发出“哗啦”一声响。
报纸特有的油墨味立刻弥漫开来。
“找到了，”他微微喘着气，“最近的《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面肯定有劳动节相关的内容。”
我们立刻围了上去。头版头条往往是严肃的会议报道，我们快速翻过。终于在后面的版面，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看这个！”我指着一篇通讯，“《钢花映红青春脸——记青年炼钢工人王进喜》”，旁边还配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戴着鸭舌帽、满脸汗水的年轻人，在炉火前专注地工作。
“这张好！”老袁的眼睛亮了。她拿起旁边的裁纸刀，小心地沿着文章边缘裁下来。
杨勇刚翻到另一版：“这里，《农业学大寨》的报道，有社员开垦梯田的照片。”
“还有这个，”我翻到文艺副刊，“一首诗，《镰刀与麦浪》，写得挺有气势。”
“这个科普小知识，《一粒米的旅行》，从播种到收获，适合放在边角。”杨勇刚又抽出一张。
我们像寻宝一样，在报纸的字里行间搜寻着。手指很快沾上了黑色的油墨，鼻尖也蹭上了一点。但没人介意。
剪下来的文章和图片在讲台上越堆越多，像一片片等待拼贴的彩色马赛克。
黑板被我们分成三个主要区域。
左侧，以那张青年炼钢工人的照片为视觉中心，延伸出钢水奔流、机床飞转的简笔画场景，标题用红色粉笔写“工业战线·火花与力量”。
右侧，是层叠的梯田、沉甸甸的麦穗，标题是“农业战线·泥土与丰收”，用沉稳的绿色。
中间最上方，用黄色粉笔勾了粗边的五个大字——“劳动最光荣”。
“开始吧。”杨勇刚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
我先画框架。用白色粉笔打底，轻轻勾勒出三大板块的分界线和主要图形的轮廓。我踮起脚尖，有点够不着。
一只修长的手从我旁边伸过，拿走了我手里的半截粉笔。
“上面我来。”杨勇刚站到椅子上，接过我勾勒的线条，继续向上画去。
他的手臂伸长，衬衫袖子挽到手肘，小臂的线条流畅有力。他画得很稳，炉口的弧度圆润而富有张力。我从下面仰头看他，阳光正好从他背后照过来。
老袁在另一侧，已经开始用彩色粉笔填充细节。
我们三个分工合作。我主要负责构图和主要人物描绘。画那个炼钢工人时，我格外用心，努力还原照片里那专注而充满力量的眼神。
老袁负责所有文字。她用蓝色粉笔抄写那首诗，字迹清秀有力：“镰刀亲吻麦浪的腰肢，汗水浸透土地的诺言……”
杨勇刚则成了“救火队员”。哪里线条不够流畅，他去修；哪处颜色需要过渡，他去调；粉笔不够用了，他跑去拿。
时间在粉笔的涂抹中静静流淌。夕阳慢慢挪移，从窗台爬到课桌，再渐渐黯淡。
“这里，黄色是不是太跳了？”
“加点土黄压一下。”
“这句诗抄到这里会不会太挤？”
“嗯，往下挪一行。”
“老袁，你字写得太好了，我都不敢画了。”
“少来，赶紧画你的。”
没有过多的玩笑，只有一种专注于共同创造时的认真。
最后，当我在板报右下角画上一个简朴的花边，写上“初一（56）班宣”和日期时，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地向后退了几步，站在一起，审视着我们的作品。
整整半面黑板，被色彩、文字和图画填满。工人的力量、农民的坚韧、文字的热情、图案的生动，交织成一曲看得见的“劳动颂歌”。
教室里安静极了。只有我们轻微的呼吸声。一种混合着满足和淡淡喜悦的情绪，在空气中流动。
“还行。”杨勇刚第一个开口，嘴角有微微上扬的弧度。
“不是还行，是很好。”老袁纠正他，语气里带着难得的、毫不掩饰的骄傲。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看着我们一下午的“劳动成果”，看着那些由我们亲手画上去的线条和颜色。
“走吧，”杨勇刚看了看窗外已经完全暗下来的天色，“再不回家，家里该担心了。”
我们收拾好东西，把剩下的粉笔头归拢，把剪报的碎片扫进簸箕。锁上教室门，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
走出教学楼，晚风带着凉意拂过。我们三人并肩走了一小段，在岔路口停下。
“周一见。”杨勇刚说。
“周一见。”我和老袁同时回应。
他挥挥手，转身走向另一条路。高高的身影很快融进夜色里。
五月里一个中午，日头正亮。
邮差的自行车铃在院门口“叮铃”一声响，紧接着是他洪亮的喊声：“乔大爷——信！在家不，有你家的信！”
爷爷早已退休在家，我们正围坐着吃饭，爷爷闻声撂下筷子，朝外大声问：“哪来的信？”
“是青城的！”
那些年，和远在外地的儿女通消息，全靠这翻山越岭的薄薄信纸。我搁下碗就跑了出去。
从邮差手里接过那封贴着邮票、盖着邮戳的信，道了谢，我捏着信封转身往回跑，指尖迫不及待地去抠那封口的浆糊。
妈妈和弟弟也赶紧跟进来。
刚迈进屋，爷爷探着身子，目光追过来：“是你二叔的？”
“嗯！”我气喘吁吁地点头。
今年过年，二叔二婶就没回来。来信说二婶怀孕了，月份大不回来了。
“快，念念！”奶奶也顾不上吃饭了，在蓝布围裙上擦了擦手，朝我这边凑过来。
我小心地展开信纸，大声读了出来：
“父母大人敬启：儿于五月一日下午得偿所愿，喜获一女，重六斤，母女平安。取名乔泽华，小名花花。儿一家于此间一切顺遂，万望勿念。惟愿二老在家乡身体康健，福寿绵长。”
信读完了，屋里霎时静了下来，只有灶膛里柴火轻微的“噼啪”声。
妈妈在炕沿坐下，轻声说：“老二媳妇这是生了。”
爷爷听着，身子往后一仰，靠在了被垛上，眼睛盯着房梁。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丫头片子……要那干啥，咋不给了人？”
奶奶迅速瞟了爷爷一眼，低声念叨：“先开花，后结果……花花，挺好听的名儿……平安就好。”
三叔坐在后炕，手里捏着本书。
他抬起头，笑嘻嘻地说：“妈，现在计划生育是国策！二哥二嫂都是双职工，只能要一个。男孩女孩都一样，都是咱家的宝贝。”
爷爷不吭声了。他眯起眼睛，轻轻地“哎”了一声。
这一声里，有传统被时代轻轻碰了一下的迷茫，也有一丝说不清的释然。
我低头，看着手里那张有些皱巴巴的信纸。
“乔泽华”。“花花”。
这名字真好听，跟五月的阳光似的。
窗台上那盆指甲草，开得火红火红的。
风从窗外吹进来，信纸的一角轻轻飘动，像一只柔软的、好奇的小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