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娜蹲在我身边，轻轻拍着我的背，眼泪无声滑落。“她昨天还说，等和平了，要在院子里种满玫瑰，给这片土地添点颜色……”
老张红着眼眶，哑着嗓子指挥众人清理废墟。“把奥加抬出来，”他声音沙哑，“我们给她送一程。”
奥加的葬礼简单得让人心酸。
没有棺木，没有墓碑，只有一方浅浅的土坑，埋着她仅有的遗物——一支旧钢笔，一张被战火揉皱、看不清面容的照片。
我们站在土坑前，默哀三分钟。伊娜放上一束白色野菊，平日里爱说爱笑的老张，只沉沉说了一句：“奥加，一路走好。”
那天夜里，我彻底失眠。
躺在宿舍硬板床上，脑海里全是奥加的模样——蓝眼睛里的温柔，手术灯下专注的侧脸。
还有诺斯卡那句沉重的话：“在阿勒瓦，我长不大。”
……
我忽然想起父母留下的笔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阿勒瓦一处难民营因粮食断绝，发生过同类相食的惨剧。父亲在笔记里写，那是他一生见过最黑暗、最绝望的景象。
同类相食会感染朊病毒，这是科学铁律。
人类是地球上最清醒也最疯狂的物种，理智告诉我们，无论绝境如何，同类相食都是生而为人的底线。可在饥饿和生存面前，底线一文不值。
伊娜曾说，达列控制区的粮食已经断了半个月。
路边乞讨者空洞的眼睛，防空洞里为一块面包险些掐死同伴的男人……一幕幕在我眼前翻涌。
人类早已病入膏肓。
那种名为“私欲”的病毒侵入骨髓，让理智崩塌、底线尽失，只剩下最原始的执念：只要我活着。
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悲。
我捂住胸口，哭得几乎窒息。
人类像贪婪的伥鬼，为土地、为资源、为权力发动战争，互相屠戮，把原本鲜活的世界，烧成人间炼狱。
不知哭了多久，我终于沉沉睡去。
梦里，我见到了父母。
他们站在一片橄榄林中，笑着朝我招手。我奔过去扑进他们怀里，哽咽着说：“爸妈，我想你们了。”
妈妈轻轻揉着我的头发：“桉桉，别怕，我们一直都在。”
爸爸递来一朵洁白的玫瑰：“记住，就算身处黑暗，也要向着光走。”
醒来时天已大亮。
阳光穿过窗棂，在地面投下温暖的光斑。我坐起身，擦干泪痕，目光落在床头柜上——那里放着一只破损的绷带兔子，还有一小包用干净油纸仔细包好的玫瑰种子。
这包种子，是奥加生前留给我的。
她总说，战地太灰、太暗，总要留点温柔的念想。
她从家乡带来一包玫瑰种子，一直舍不得种，说要等炮火停了、日子安稳了，再亲手种下。
临走前，她把种子悄悄塞给我，笑着说：“如果我等不到那天，就替我种下去。”
我指尖轻轻抚过油纸，心里一阵发涩。
我起身收拾好东西走出宿舍。院子里，众人已经开始清理废墟，老张指挥搭建临时帐篷，伊娜为伤员换药，本地居民默默搬运物资。
阳光落在他们身上，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
我走到院子角落那块未被炮火波及的土地，蹲下身刨开泥土，将奥加留下的玫瑰种子轻轻撒下，覆土、浇水。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整齐的汽车轰鸣。
我们抬头望去，一队军车正朝创伤中心驶来，车身上鲜红的中国国旗与“中国维和部队”字样格外醒目。
老张激动得声音发颤：“是中国维和部队！他们来撤侨了！”
所有人停下手中的活，望向军车方向，有人欢呼，有人落泪，有人挥舞手臂，一遍遍喊着：“中国！中国！”
军车稳稳停在院中，尘土缓缓落下。车门依次打开，身着迷彩、头戴蓝色贝雷帽的士兵列队而下，身姿挺拔如松，步伐沉稳有力，在满目疮痍的废墟里，显得格外醒目。
为首的年轻军官走在最前。
他身形高挑挺拔，肩线利落，一身荒漠迷彩被战火熏得微微泛旧，却依旧整洁挺括，没有半分散漫。
领口扣得规整，袖口利落收起，臂章上的维和标识在阳光下微微反光。
他的脸轮廓分明，下颌线干净利落，鼻梁高挺，神色沉静，带着军人特有的沉稳与锐利。
他瞳色如墨，明亮而沉静，像沉在夜里的星，不张扬、不灼热，却干净、坦荡。
自带一种让人安心的气场，让人下意识觉得，只要他在，就有安全感。
他走到老张面前，抬手敬礼，动作标准利落，声音低沉清朗，带着军人特有的质感：“你好，我是中国维和部队秋平，奉命前来撤侨，并协助无国界医生转移伤员。”
秋平。
这个名字像一道轻电流，穿过我全身。
我抬眼望去，目光与他不经意相撞。
他的视线在我脸上微微一顿，停留不过一瞬，却足够让我看清他眼底的干净与坦荡。
四目相对的刹那，我听见自己失控的心跳。
那是我第一次，遇见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