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让她进门。
不是不想，是腿软得站不住。我扶着门框，隔着防盗门看她——那个采茶女，还是那张年轻的脸，还是那种让人不舒服的眼神，像在打量一件东西。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她把酒瓶拎高了一点，对着猫眼晃了晃：“你昨晚告诉我的。”
我愣住。
“我不记得昨晚见过你。”
“你当然不记得。”她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善意的笑，是嘴角往一边扯，像听见什么好笑的话，“你连自己喝了几瓶都不记得，怎么会记得我？”
我没说话。
她把塑料袋放在门口地上，退后两步，双手抱在胸前：“行，你不开门，那我就在这儿说。说完就走。”
我等她说。
“那瓶酒，”她下巴朝塑料袋扬了扬，“是你昨晚递给他的。在江边，十一点多，你从自己包里拿出来，拧开盖子，递到他手里。他看着你，问这是什么。你说，苞谷酒，你以前最爱喝的。他犹豫了一下，喝了。”
我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响。
“然后呢？”
“然后他往江边走了。走了大概二十步，停下来，扶着那棵歪脖子树吐。吐完继续走。走到水边的时候，他已经站不稳了，跪下去，用手撑着地。你从头到尾站在原地看着，没动。”
“我看着他下水？”
“你没看见他下水。”她说，“因为那时候你已经走了。他跪在水边的时候，你转身走了。我喊你，你没回头。”
我的指甲掐进掌心里，疼，但没掐醒我。
“你怎么知道这些？你在哪儿？”
“我在你身后。”她说，“十米左右，那块大石头后面。”
“你跟着我？”
“我没跟着你。”她顿了一下，“我跟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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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开了门。
不是让她进来，是我自己走出去。我得看清楚她的脸，看清楚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有没有撒谎。
她比我想象的年轻。二十三四岁，皮肤黑，是那种常年晒太阳的黑，颧骨上有两团晒出来的红。眼睛很大，但眼白有点浑，像睡不好觉的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筒裙，上面配的是件男人的旧衬衫，袖子挽了两道。
“你叫什么？”
“依香。”她说，“我在景迈山采茶。”
景迈山。茶王树。
“你认识他？”
她没回答，弯下腰，从塑料袋里把那个酒瓶拿出来，递给我。
瓶子里还剩一指高的酒，浑浊的，泛着白，像兑了牛奶。
“你闻闻。”她说。
我把瓶口凑近鼻子。一股酸味冲上来，不是酒坏掉的那种酸，是另一种，涩的，腥的，像——
像什么东西烂了。
“这是什么东西？”
“毒蘑菇。”她说，“当地人叫‘笑菌’，吃了会笑，笑完就晕，晕了可能醒不过来。泡酒里，喝一小口就能放倒一头牛。”
我的手一抖，酒瓶差点掉地上。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是我采的。”她看着我，眼睛没躲，“一个月前，他来景迈山，让我帮他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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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巷口的米线店里。
她点了碗豆花米线，没吃几口，筷子一直在碗里搅。我什么也没点，对面坐着，等她说完。
“他让我采笑菌，说老家有人盖房子要用，泡酒请客。”依香低着头，看着碗里搅烂的米线，“我信了。山里经常有人来要这个，泡药酒治风湿，不稀奇。我给他采了一小袋，晒干了，他给了两百块钱。”
“后来呢？”
“后来我下山赶街，在镇上碰见他。”她抬起眼看我一下，又低下，“他搂着一个女的，不是傣族，穿得很洋气，两个人从宾馆出来。我问他那个是谁，他说是老板娘，谈生意的。”
“你信了？”
她没说话，但嘴角动了一下，那意思是：你说呢？
“再后来呢？”
“再后来我在手机上刷到他。”她从口袋里掏出个老年机，老得能砸核桃那种，“我侄子帮我装的微信，他教我刷视频。我刷到一个人，开直播卖茶叶的，就是他。他旁边坐着个女的，他喊她老婆，说他们结婚八年了，在普洱开了三个茶庄。”
我的手在桌子底下攥紧了。
“我打电话问他。他说那是演员，雇来拍视频的，不是真的。我说我去普洱找你。他说你别来，来了也不见我。”她把手机收回去，塞进口袋里，“但我还是来了。”
“什么时候？”
“泼水节第二天。”她说，“我坐班车下来的，在车站等了一天，没等到他。第三天，我在街上转，转着转着就转到江边了。然后我看见你。”
“你认识我？”
“不认识。但他在视频里晒过你们的结婚照。”她说，“他说那是他和老婆以前拍的，现在老婆老了，不好看了，但还是他老婆。我看了很多遍，记得你的脸。”
我想起那些视频。他确实拍过，离婚前那段时间，天天捧着手机拍，说是要做抖音带货。我不知道他还在拿我当素材。
“所以你昨晚跟着我？”
“跟着他。”她纠正我，“我在江边转，看见他在烧烤摊喝酒。我本来想上去问他的，但我看见你也在。”
“我在哪儿？”
“在另一个摊子上。离他大概二十米。你也在喝酒，一个人，喝得很凶。我看你一会儿，又看他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呢？”
“后来他喝完，站起来往江边走。你也喝完，站起来往江边走。我就跟着你们俩。”
她说到这里停下来，筷子终于挑起一筷子米线，塞进嘴里，嚼了很久。
我等着。
“他先到的那块大石头。”她咽下去，继续说，“他站在那儿抽烟，抽完一根，又点一根。然后你到了。你站在他身后，他回头看见你，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笑了？”
“笑了。他说，‘阿秀，我就知道你会来。’”
我的心脏猛地抽了一下。
这句话，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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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
江边。
他站在大石头旁边，回头看见我，笑了。月光底下，他那个笑跟我第一次见他时一模一样——有点痞，有点暖，眼睛眯起来，像是真的很高兴。
“阿秀，我就知道你会来。”
我站住了。脚底下是鹅卵石，踩上去咯吱响。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他问。
“李姐说在江边看见你了。”
“李姐？”他想了想，“哦，隔壁那个。她还没睡？”
“泼水节，谁睡得着。”
他笑了笑，从口袋里摸出烟，递给我一根。我接了。他给我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根。
我们俩就那么站着抽烟，谁都没说话。江面上还有人在放灯，稀稀拉拉的几个，飘得不高就灭了。
“离婚三个月了吧？”他突然问。
“三个月零六天。”
“过得怎么样？”
我扭头看他。月光下他的脸比三个月前瘦了点，眼窝有点陷，颧骨突出了。
“债还完了吗？”他又问。
我的血往脑门上涌。
“你还有脸问。”
“我就是问问。”他弹了弹烟灰，“那些钱是我借的没错，但你也花了啊。咱们结婚八年，我哪个月不给你钱花？现在离婚了，债你背一半，这不是应该的吗？”
“那是你拿我身份证去借的！”
“你不同意我能借？”他把烟头扔地上，踩灭，“阿秀，咱们别吵了行不行？今天是泼水节，高高兴兴的。”
我盯着他。月光底下，他这张脸我看了八年，熟悉到闭着眼能画出来。可这一刻我觉得不认识他。
“你到底想干什么？”
“没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给你的。”
是个红包。泼水节发的，单位福利那种。
我打开，里面是五百块钱。
“干什么？”
“给你过节。”他说，“知道你现在紧，拿着花。”
我捏着那个红包，站在那儿。江风吹过来，带着水腥味和鞭炮的硝烟味。孔明灯又飘起来几个，这回飘得高，往远处飞。
“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我问。
他没说话。
“有就直说。反正都离了。”
“有。”他说，“一个做茶叶的，景迈山的。”
我想起那片茶叶。茶王树的叶子。
“她知道你离过婚吗？”
“知道。”
“她知道你欠着债吗？”
他顿了一下：“这跟她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我把红包扔回给他，“你拿我的钱去养别人，跟我没关系？”
“我什么时候拿你的钱了？”
“那些网贷，有一半我背着的！每个月两千三的利息，我工资才三千五！你让我怎么活？”
他看着我，表情变了。不是愧疚，是不耐烦。
“那你想怎么办？让我替你还？我没钱。”
“那你为什么要借？”
“做生意啊！谁他妈知道会赔？”
“做什么生意？贩毒还是赌钱？”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知道了？”
我其实不知道。我猜的。那些网贷的数目，他离婚前的行踪，手机里那些半夜三更的电话——猜也能猜个大概。
“你他妈疯了。”
“疯什么疯，赚钱的事。”他从口袋里又掏出烟，这回没递给我，自己点上，“阿秀，咱们好歹夫妻一场，你别管我的事，我以后也不找你。那五百块钱你拿着，算我最后一点心意。”
我没拿。红包掉在地上，被风吹到石头缝里。
他看了看，耸耸肩，转身往江边走。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他走了大概二十步，停下来，扶着那棵歪脖子树吐。吐完继续走。走到水边的时候，他已经站不稳了，跪下去，用手撑着地。
然后——
然后我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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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起来了？”
依香的声音把我拉回来。米线店里，对面那张年轻的脸正盯着我看。
我点点头。
“想起多少？”
“想起他跪在水边。想起我转身走了。”
“后面的呢？”
“后面的没有。”
她把筷子放下，碗里的米线已经凉了，坨成一团。
“后面的我看见了。”她说，“你走之后，他在水边跪了很久。大概五分钟，可能更长。我本来想过去看看的，但我怕他认出我。后来他动了，不是站起来，是往前爬。往水里爬。爬了两三米，水没过他的腰，他停住了，脸埋在水里，不动了。”
“你就那么看着？”
“我站起来，想喊人。但我刚站起来，就看见有人从另一边走过来了。”
我的心提起来：“谁？”
“一个女人。穿黑衣服的，头发扎着，看不清楚脸。她走到水边，站在他身后，看了大概一分钟。然后她弯下腰，用手按着他的头，往水里按了一下。”
我浑身的血都凉了。
“你确定？”
“确定。”她说，“我亲眼看见的。按完她就走了，往上游走的，走得很快。我等她走远了才跑过去，但他已经漂起来了。我没敢碰，跑回去找我表哥，让他报警。”
“你表哥是谁？”
“联防队的，昨晚在江边执勤。”她说，“我找到他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我们回到那儿，尸体还在，漂到岸边了。我表哥打了110，说有人淹死了，让我们别动，等警察来。”
我想起那张纸条，那句“我想让他死”。不是我写的吗？不对，是我写的。但那是三个月前写的，怎么会——
“你昨晚给我塞过一张纸条吗？”我问。
“什么纸条？”
“在江边。你碰我的手，塞给我一张纸条。”
她摇头：“我没碰过你。我一直在石头后面躲着，没出来过。”
那碰我手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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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线店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泼水节的最后一天还在继续，街上的人比上午更多，水仗打到这会儿已经疯了，见人就泼，不分男女老少。
我被泼了一路，回到家的时候浑身湿透。
打开门，屋里跟走的时候一样。茶几上那张纸条还在，四个字安安静静地躺着。
“我想让他死。”
我把纸条收起来，放进抽屉里。然后去卫生间，把洗衣盆里那件T恤捞出来，拧干，挂在晾衣架上。
领口那块血迹还在。泡了一天一夜，反而更明显了，暗红色的一小片，像一朵干枯的花。
我盯着那块血迹，脑子里转着依香说的话。
“一个女人……用手按着他的头，往水里按了一下。”
是谁？
我不知道。但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三个月前，离婚那天晚上，我写过很多张“我想让他死”。写完撕，撕完写，最后全都冲进马桶里。但有一张没冲掉。那张掉在地上，被风吹到沙发底下去了。我后来找过，没找到，以为被扫走了。
如果那张纸条被别人捡到了——
门外突然有人敲门。
这回不是李姐，不是依香。是那种很轻的，试探性的，敲两下停一下，再敲两下。
我走到门边，透过猫眼看。
外面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头发扎着，低着头，看不清脸。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盯着那个身影。她站在那儿不动，手垂在身侧，手里捏着个东西——一个小小的塑料袋，透明的，里面装着什么。
“谁？”
她抬起头。
那张脸——
我认识。
是我自己。
不对。不是我。是一个长得像我的女人。眉眼很像，脸型很像，但年轻一点，皮肤白一点，眼神也不一样。我的眼神是浑的，累的，像泡了太久的水。她的眼神是清的，冷的，像冬天的井。
她对着猫眼笑了一下，举起手里的塑料袋。
袋子里是一个红包。泼水节发的那种，单位福利。
我扔给前夫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