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水节的最后一天，我梦见自己沉在澜沧江底。
水很浑，不是那种干净的浑，是带着泥沙和酒瓶碎片、避孕套和红塑料袋的浑。但我知道他在我身边——那个死了三个月的男人，就在河底睁着眼睛看我。
我想叫，嘴里灌进来的全是锈味的水。
然后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阿秀——！”
不是梦里。是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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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睁开眼。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从灯座蜿蜒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窗帘没拉，天刚蒙蒙亮，泼水节最后一夜的鞭炮声已经停了，安静得能听见隔壁李姐家水管嗡嗡的震动。
“阿秀！”砸门声又响起来，是李姐，“你在不在？快开门！”
我坐起来，头炸开一样的疼。昨晚喝了多少？不记得了。只记得混着喝，啤酒、白酒，还有老周家自烤的苞谷酒。最后一杯好像是在河边——不对，是在烧烤摊？还是——
门又被砸了几下。
“来了。”我嗓子哑得吓人。
光脚下地，地板凉得我一激灵。客厅茶几上倒着七八个啤酒瓶，烟灰缸满了，烟头有我的，有别人的——昨晚谁跟我一起喝的？我站住想了两秒，没想起来。
打开门，李姐的脸比她的声音还急。她往我身后瞟了一眼，压低声音：“快去吧，河边出事了。”
“什么事？”
她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六个字：“好像是你家那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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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的时候，江边已经围满了人。
泼水节最后一天，按规矩要送龙船下水。往年这时候，江边全是穿筒裙的傣族女人和光膀子的小伙子，今年人更多，但没人笑。所有人朝着一个方向看——那棵歪脖子大青树底下。
警戒线是临时拉的，红白相间的塑料条，一头系在树上，一头攥在联防队员手里。两个年轻警察站在水边，背对着人群，正在跟一个穿胶皮下水裤的男人说什么。那男人手里拿着一根长竹竿，竿头绑着个铁钩子。
人群里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捞起来了，是个男的……”
我的脚动不了。
晨光照在江面上，今天的澜沧江真他妈清，清得能看见底。前几天刚下过雨，照理说应该是浑的，可现在它就是清的，清得像故意要让人看清底下有什么。
穿下水裤的男人把竹竿探进水里，钩子沉下去，再抬起来的时候，带上来一只手。
一只泡得发白、发胀、手指微微蜷曲的手。
我听见自己的牙齿在响。咯咯咯的，像小时候冬天上学路上冷得发抖。
那男人又钩了一下，这回是肩膀。他拽了两下，尸体翻了个身，脸朝上浮起来。
脸已经变形了，五官被水泡得像发酵过度的面团，但我认得那件衣服。蓝色的，左边胸口有个口袋，口袋里别着一支笔。
那是三个月前，他最后一次来我家拿东西时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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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什么名字？”
“杨秀英。”
“和死者什么关系？”
“前妻。”
“离婚多久了？”
“三个月零六天。”
派出所的椅子很硬，靠背直愣愣地顶着腰。老周坐在对面，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像能把人看穿。他面前摊着个笔记本，笔帽叼在嘴里，说话的时候笔帽一抖一抖的。
“昨晚在哪儿？”
“在家。后来去江边了。”
“去江边干什么？”
“喝酒。”
“一个人？”
我想了想。想不起来。昨晚的事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影影绰绰能看见轮廓，细节全糊了。
“应该是……一个人吧。”
老周把笔帽从嘴里拿出来，盯着我看了三秒钟：“应该？”
“我喝多了，”我说，“记不太清。”
“记不太清。”他重复了一遍，低头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写完又问：“几点去的？几点回的？”
“不记得。”
“和谁一起喝的？”
“不记得。”
“为什么去江边喝？”
这回我想起来了。我记得自己坐在那块大石头上，脚底下就是江水，浪头打上来能溅到脚踝。江对面有人在放孔明灯，一个一个飘起来，红彤彤的，像火球往天上飞。我盯着那些灯看，看它们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最后灭在云里。
然后——然后什么？
没了。
“想不起来了。”我说。
老周又看了我一眼。这回没说话，只是在本子上又写了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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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泼水节的最后一天其实还没结束，街上到处都是人，水枪、水盆、水桶，见人就泼。一个小男孩兜头泼我一桶水，冰得我倒吸一口气，正想骂他，他已经跑远了。
我站在派出所门口，湿漉漉的头发贴在脸上，水顺着脖子往衣服里流。
“杨姐。”
我回头。一个小警察站在门边，二十出头，脸晒得黑红黑红的，看样子是刚从下面乡镇调上来的。他看了看我，欲言又止。
“什么事？”
“那个……”他挠挠头，“没、没什么。”
“有话直说。”
他像是下了很大决心，压低声音：“他手机里，最后一个电话，是昨天晚上十一点四十三分打的。”
“打给谁的？”
小警察没回答，只是看着我。那眼神让我瞬间明白了。
打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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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把湿衣服脱了，光着身子站在镜子前面。
镜子里的人三十四岁，皮肤松弛，眼袋发青，嘴角往下耷拉着。左胸有一道疤，是五年前做乳腺纤维瘤手术留下的。肚子上的妊娠纹已经淡了，但还能看出痕迹——孩子没留住，纹路留住了。
我盯着镜子看了很久，然后转身翻出昨晚的衣服。
牛仔裤，后腰的位置沾着泥巴，已经干了。T恤，领口有两块暗红色的渍，可能是葡萄酒，也可能是别的。外套，口袋里有东西。
我掏出来。
是一片叶子。
古茶树的叶子，比手掌小一点，边缘有锯齿，叶脉清晰得像画上去的。这片叶子只长在一个地方——景迈山那棵三百年的茶王树上。
那是我们定情的地方。
八年前，他带我去看茶王树，说这是他们家的神树，求姻缘最灵。我们在树下喝了茶，用同一只碗。他说，阿秀，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
可我们早就分手了。
离婚证都领了三个月了。
我把叶子放在茶几上，坐在沙发上发呆。脑子里有很多画面在转，捞起来的尸体、老周的眼睛、小警察那句“打给我的”、这片茶叶——但它们转得太快，一个都抓不住。
手机响了。
陌生号码。我接起来，那边没说话，只有呼吸声，粗重的，像刚跑完长跑。
“谁？”
那边挂了。
我放下手机，突然发现茶几上多了一张纸条。
不对。不是多出来的。是本来就有的，只是我刚才没注意到。纸条对折着，就压在啤酒瓶底下。
我抽出来，展开。
上面只有四个字。
是我的笔迹。
“我想让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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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的泼水节还在继续，水声、笑声、尖叫声混成一片。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白线。
我盯着那四个字，手指开始发抖。
我记得自己写过这句话。三个月前，离婚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这张茶几前面，喝了一整瓶苞谷酒，边喝边哭边写。写了很多张，写他骗我背的网贷、写他外面的女人、写他离婚时还要拿走我最后那点存款。写完了撕，撕完了写，最后全都冲进马桶里。
那些纸条应该都不在了。
这张是哪来的？
我又看了一遍笔迹。是我的，没错。但纸上没有撕过的痕迹，边缘整齐，像是从本子上裁下来的。
我没裁过这样的纸条。
楼下有人在喊：“放高升咯——！”那是泼水节最后一天的仪式，用竹竿把自制的火箭送上天才，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紧接着是一阵巨大的爆响，窗户玻璃都跟着震。
我突然想起来，昨晚我也看过放高升。
就在江边。在我喝酒的那块大石头旁边。
我想起来了——昨晚不是一个人。
有个人坐在我旁边。女的。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我不记得了，但她跟我说过话。她说：“阿秀姐，你少喝点。”
我问她：“你认识我？”
她说：“认识的。”
然后——然后——
我拼命想，但记忆到这里又断了。
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陌生号码。
这回我接了之后没说话，等着那边先开口。
呼吸声还在。更粗重了。
“你到底是谁？”我问。
那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电话已经断了。
然后一个女人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怕被人听见：
“昨晚那瓶酒，是你递给他的。”
我浑身的血一下子凉了。
“你说什么？”
“在他下水之前，你递给他一瓶酒。他喝了。你看着他喝完，然后你走了。”
“你到底是谁？”
那边没回答，只是继续用那种轻轻的、像梦话一样的声音说：
“你给他喝的那瓶酒里，加了东西。”
电话挂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客厅中央，窗外的高升一个接一个往天上窜，炸开，五颜六色的烟散在蓝天里。
屋里很安静。茶几上那张纸条还摊着。
“我想让他死。”
我看着那四个字。
然后我看见了我的手。
右手虎口的位置，有一道浅浅的划痕。不深，像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已经结痂了。
我不记得这是怎么来的。
江边的画面又开始在脑子里闪——大石头、孔明灯、酒瓶、旁边那个看不清脸的女人——但我看不清酒瓶是怎么到他手里的，看不清我走的时候是什么表情，看不清——
等等。
我想起来了。
昨晚我穿的不是这件T恤。
我低头看着身上刚换的干净衣服。那是洗完澡换的。昨晚那件T恤，那个领口有暗红色渍的T恤，现在正泡在洗衣盆里。
我走进卫生间。
洗衣盆的水已经凉了，T恤沉在盆底，领口的渍泡了一夜，淡了很多，但还是能看出来。
我用手指捏起那块布，凑近了看。
不是葡萄酒。
是血。
很小的一块，已经泡得发白了，但边缘还能看清。是溅上去的，不是蹭上去的。如果是我的手划破了滴上去的，应该是圆形的血点。但这个不是，是一小片，细细的，像——
像有人在我面前割破了手，血溅到我身上。
我蹲在卫生间地上，盯着那片洗不掉的血渍，脑子里反复转着刚才电话里那句：
“你给他喝的那瓶酒里，加了东西。”
门外突然有人敲门。
不是李姐那种急切的砸门，是轻轻的，有节奏的，笃、笃、笃。
我站起来，腿有点软。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往外看。
门外站着一个穿筒裙的年轻女人，黑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她低着头，看不清脸。
“谁？”
她抬起头，对着猫眼笑了一下。
是那天在江边，人群里碰我手的那个采茶女。
“阿秀姐，”她说，声音很轻很柔，“你掉了东西。”
她把塑料袋举起来，对着猫眼让我看。
袋子里是一个酒瓶。
苞谷酒的瓶子，本地自烤的那种，透明玻璃，没有标签。瓶里还剩一点底子，浑浊的，带着点白。
那个瓶子我记得。
昨晚我拿着的，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