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把早饭端上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院子里发呆。
一碗稀饭，一碟咸菜，一个煎蛋。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连碗都是当年的碗，白瓷上印着淡蓝色的花纹，边缘磕了几个口子，但还在用。母亲总是这样，什么东西都用不坏，用不旧，用不丢。
“昨晚没睡好？”她问。
“还好。”
“眼睛都是红的。”
我没说话。她也不追问，转身回灶房去了。我听见水龙头的声音，洗碗的声音，炉子上的水壶开始响。这些声音从小听到大，闭着眼睛都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稀饭很烫，我一口一口慢慢喝。阳光从桂花树的叶缝里漏下来，落在桌上，铜钱大的光斑，随着风晃来晃去。院子里的空气有淡淡的桂花香，混着隔壁传来的油烟味——有人在煎鱼。
吃完早饭，我把碗端回灶房。母亲正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映在她脸上，一跳一跳的。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今天还出去？”
“嗯。”
“去镇上？”
“可能。”
她没再问。我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头发全白了，比上次回来时白了很多。背也有些驼，弯下去添柴的时候，要扶着灶台才能直起来。
“妈，”我忽然说，“家里还有旧报纸吗？”
她的手顿了一下。
“什么旧报纸？”
“十年前的。2003年的。”
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噼啪地响。母亲没回头，但我看见她的肩膀绷紧了。
“找那个干什么？”
“想看看。”
沉默了一会儿。她把手里的一根柴折断，扔进灶膛。火光在她脸上一闪，又暗下去。
“在你爸书房里。堆在墙角那堆报纸里，你自己去找。”
父亲的书房在二楼，朝北的一间小屋。平时没人进去，那是他的地盘。我推开门，一股陈年的味道扑面而来——纸、墨、霉、灰尘，混在一起，像时间本身的气味。
房间很小，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面墙的书柜，墙角堆着几摞报纸。报纸用绳子捆着，落满了灰。我蹲下来，一捆一捆地看日期——2005、2002、2004。翻到最下面那捆，绳子已经有些朽了，轻轻一碰就断。
2003年。
我把报纸搬到窗边，阳光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舞。我开始一页一页地翻。
4月5日，镇报，头版：《镇中学积极开展素质教育，学生综合素质显著提升》。没有陈望的消息。
4月12日，县报，第三版：《我县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多所中学受到表彰》。没有。
4月19日，市报，地方新闻版：《小镇走出的大学生：一个教育强镇的十年》。长篇通讯，讲的是我们镇如何重视教育，如何培养出多少大学生。配图是镇中学的教学楼和一张学生合影。我在合影里找自己——高二那年，我应该也在里面。
找到了。第三排左起第七个，穿着白衬衫，表情有些拘谨。那是十七岁的我。
我把报纸凑近了些，看着那张模糊的脸。他在想什么？他不知道镇上有个人正在死。他不知道十年后的自己会坐在这里，翻着这份报纸，找那个人的名字。
继续翻。
4月26日，县报，第四版，右下角一小块：
中学生意外溺亡，校方积极配合调查
本报讯 4月3日晚，我县某镇中学学生陈某某（17岁）在镇外河边意外溺亡。据了解，该生当晚下晚自习后未及时返回宿舍，次日清晨被发现于河道内。事发后，校方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并对学生家长进行安抚。目前，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
不到两百字。没有名字，没有细节，没有原因。一个十七岁的人死了，就值这么多。
我把这张报纸单独抽出来，放在一边。继续翻。
5月10日，县报，第二版：《县教育局召开安全工作会议，部署校园安全工作》。提到“近期个别学生安全事故”，要求各校“加强管理，落实责任”。
5月24日，镇报，第三版：《镇教育办召开专题会议，强调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报道里有一句话：“林国栋主任强调，要密切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林国栋。我父亲。
我把这份报纸也抽出来。
后面的几个月，再也没有陈望的消息。就像他从来没存在过。一个中学生死了，在报纸上活了不到两百字，然后就消失了。
我坐在窗边，阳光晒得后背发烫。手里拿着那两张报纸，看了很多遍。父亲的名字铅印在那里，和“学生思想工作”连在一起。陈望的名字没有出现，只有“陈某某”。
窗外传来小孩的笑声，有人在街上追逐打闹。远处有摩托车突突地开过去，还有卖豆腐的吆喝声，拖得很长：“豆——腐——”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我把报纸叠好，下楼。父亲坐在院子里那把藤椅上，还是在看报纸。我走到他旁边，把那两张报纸放在他手边。
他低头看了一眼，没说话。
“爸，陈望的事，你知道吗？”
他把报纸翻了一页，继续看。
“我问你话。”
“看见了。”他说，声音很平静。“那年的报纸，都在这儿。”
“你当年签字了？”
他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翻报纸。
“签什么字？”
“我不知道。有人说你签过字。”
他把报纸放下来，抬头看着我。阳光照在他脸上，皱纹很深，眼睛里有浑浊的光。
“谁说的？”
“镇上的人。”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把报纸拿起来。
“人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想知道真相。”
“真相？”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你知道什么叫真相？”
“你告诉我。”
他站起来，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停住。
“那孩子死了。他爸还活着。你非要把这些翻出来，让活着的人再死一次？”
然后他进去了。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还捏着那两张报纸。太阳很晒，晒得头皮发麻。桂花树上有只蝉在叫，嘶哑的声音，一声接一声。
母亲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洗好的碗。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父亲进去的方向。
“你问他了？”
“问了。”
她把碗放在廊檐下的桌上，在围裙上擦擦手。
“他不想说的事，你别逼他。”
“你知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坐下。
“我知道的不多。那年的事，镇上谁都知道，谁也说不清。”
“那你怎么看？”
她看着院墙上那丛薜荔，看了很久。
“那孩子可怜。他爸也可怜。你爸……”她顿了一下，“你爸也可怜。”
“可怜什么？”
“他做那些事，不是为自己。”
“那是为谁？”
母亲没回答。她站起来，端起碗，往灶房走。走了几步，停下来。
“你去看看陈国强吧。他住在镇福利院。有些话，他愿意说。”
“陈国强是谁？”
“陈望的爸。”
下午三点，我往镇福利院走。
福利院在镇子最西头，原来是个废弃的粮站，后来改的。一路上都是田，稻子刚收完，剩下一片空旷。有几只白鹭在田里踱步，看见人走近，就扑棱棱地飞起来，飞到远处的田里落下。
走了半小时，看见福利院的大门。两扇铁门，锈得厉害，虚掩着。推门进去，是个院子，晒着被子，花花绿绿的，风吹得鼓起来。有几个老人坐在廊檐下晒太阳，看见我进来，都抬头看。
“找谁？”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工走过来。
“陈国强。”
“陈木匠？”她往里指了指，“最里面那间，206。”
我穿过走廊，两边是病房，门开着，能看见里面的老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对着窗户发呆。空气里有药味和尿骚味，混在一起，刺鼻。
206的门虚掩着。我敲了敲，没人应。推开门，里面一张床，床上有个人，侧躺着，脸朝里。
“陈师傅？”
那人动了一下，慢慢翻过身来。
一张瘦削的脸，颧骨很高，眼窝深陷。左边的嘴角有些歪，说话的时候，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他用右手去擦，左手蜷在胸前，动不了。
“谁？”他的声音含混不清，像嘴里含着东西。
“我姓林，林国栋的儿子。”
他的眼睛动了一下，浑浊的眼珠慢慢转过来，看着我。
“林主任的儿子？”
“是。”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有些不自在。然后他慢慢抬起右手，指了指床边的凳子。
“坐。”
我坐下来。房间里很简陋，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把凳子。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搪瓷缸，缸上印着“奖”字，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还有一张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面，黑白的，一个少年，穿着校服，对着镜头笑。
陈望。
陈国强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又转回来看我。他的眼神很复杂——警惕，悲伤，还有一点点什么别的东西，我说不清。
“你来干什么？”
“想问问他。”
“问他什么？”
“他是怎么死的。”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风吹进来，带着晒过的被子的味道。走廊里有脚步声，有人走过，咳嗽了几声，走远了。
“十年了，”他说，声音含混，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知道真相。”
他笑了一下。嘴角歪得更厉害了，口水又流下来。他用手背擦掉。
“真相。你爸当年也是这么说的。”
我心里一动。
“我爸说过？”
“他说，陈师傅，你放心，我们会查清楚的，给你一个真相。然后他签了字。”
“签什么字？”
陈国强看着我，眼神里那种我说不清的东西慢慢清晰了——是悲哀，是嘲讽，还是别的什么。
“你爸没告诉你？”
“没有。”
他又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说了。然后他慢慢抬起那只能动的手，指了指床头柜的抽屉。
“最下面，有个铁盒，拿出来。”
我打开抽屉。里面有个生锈的铁盒，以前装饼干的，盖子上的图案已经看不清了。我把铁盒拿出来，放在他手边。
他用右手打开盒盖。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几本旧本子，一叠发黄的信封，几张照片，还有一块手表，表盘碎了。
他翻了翻，从最下面抽出一张纸，递给我。
纸已经发脆，折痕处快断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
是一份文件，复印件，字迹模糊。标题是《关于陈望同学有关情况的处理意见》。下面有几行字，看不清内容。最下面是一个签名栏，签着一个名字，钢笔写的，墨迹褪成了暗蓝色。
我凑近了看。
林国栋。
下面还有日期：2003年4月2日。
陈望死的前一天。
我抬起头，看着陈国强。他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有流泪。也许泪早就流干了。
“这就是你爸签的字，”他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说给我真相。然后第二天，我儿子就死了。”
房间里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那张纸在我手里，轻飘飘的，却重得拿不住。
窗外有鸟叫，叽叽喳喳的，热闹得很。阳光照进来，落在陈国强脸上，把皱纹照得很深，深得像刀刻的。
我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所有准备好的问题，在这一刻都显得可笑。
陈国强慢慢把那张纸拿回去，放回铁盒，盖上盖子。他的手很慢，每一个动作都费劲。
“你走吧，”他说，眼睛又看向窗外，“我知道了，你爸的儿子也知道了。就这样吧。”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陈师傅，他那天——你儿子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没有回头。阳光照在他侧脸上，一动不动。
“我不知道，”他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他什么都没告诉我。只是走之前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爸，有些事，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我站在门口，很久没有动。走廊里又有脚步声，护工推着轮椅过去，轮子吱呀吱呀地响。远处有人在喊什么，听不清。
陈国强始终没有回头。
我走出福利院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田埂上，一路跟着我往回走。
那张脸，那句话，那只颤抖的手，那个生锈的铁盒，一直在我脑子里转。
“有些事，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他们是谁？
我父亲？
学校？
还是这个镇子？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已经不是陈望一个人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