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两天，我回了趟老家。
火车到县城，再换中巴，四十分钟的山路，拐七十二道弯。我闭着眼睛都知道第几道弯会看见那棵歪脖子树，第几道弯能望见镇子东头的祠堂屋顶。三十年前去县城读高中，每个周末都是这条路。三十年后，路还是这么弯，中巴还是这么颠，连售票员喊“坐好扶稳”的腔调都没变。
只是车上的人都不认识了。
我靠着窗户，看外面的山一层一层往后退。三月底，山上的杜鹃开了一些，红的粉的，一簇一簇的，在绿色里格外扎眼。田里有人在烧荒，青烟袅袅地升起来，被风一吹，散了。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该上坟了。
手机震了一下，是报社同事发来的微信：稿子审过了，你放心待着。我回了个谢谢，把手机揣回兜里。
中巴在镇口停下。我拎着那个背了十年的双肩包下车，脚踩在熟悉的青石板上，膝盖微微一软——坐车坐久了。镇上没什么变化，还是那条街，还是那些铺子，连门口晒太阳的老人好像都是十年前那几个，只是脸上的皱纹深了些。
我往家走。
家在东街中段，一座两层的老房子，白墙黑瓦，墙皮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里面的青砖。门口的石阶被磨得光滑，中间凹下去一块。院门开着，院子里那棵桂花树还在，比我记忆里高了许多，枝叶把半个院子都遮住了。
母亲听见动静，从灶房探出头来。
“回来了？”
“嗯。”
“饿不饿？”
“不饿。”
“那歇歇，晚饭还早。”
她缩回头去，继续忙她的。这就是我母亲，话不多，但什么都在眼里。我从小习惯了这种相处方式，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我把包拎进屋，上楼，推开自己那间屋子的门。
屋子还是老样子。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墙上还贴着我高中时的地图，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边角已经泛黄卷起。书桌上放着几本旧书，落满了灰。我走的时候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母亲大概隔段时间会来擦擦灰，但从不移动任何东西。
我站在窗前，往外看。
从这扇窗能看见镇子东头，能看见那座祠堂的屋顶。灰瓦，飞檐，屋脊上蹲着几只脊兽，远远的，看不清是什么。祠堂比周围的房子高出一截，在夕阳里黑沉沉的。
我小时候常去祠堂玩。那里有我们林家的族谱，一本一本的，装在木箱里，放在正厅的供桌下面。翻开来，是一行行的毛笔字，写着哪个祖宗生于哪年，死于哪年，娶了谁，生了几个儿子。我那时看不懂，只觉得那些字很好看，一笔一画的，像画。
后来祠堂锁起来了，说是要保护文物。再后来，听说成了镇上的“文化名片”，有领导来视察的时候，会打开门让人参观。平时还是锁着。
我看了很久，直到太阳落下去，祠堂的屋顶融进暮色里。
晚饭的时候，父亲从外面回来。
他在镇政府混了一辈子，退休前是教育办主任。饭桌上他话不多，问我几句工作上的事，我答几句，然后就各自吃饭。母亲在中间偶尔插一句“多吃点菜”，气氛平静得像这三十年来每一顿晚饭。
吃到一半，父亲忽然说：“祠堂在修缮，你明天去看看？”
我愣了一下：“修缮？”
“镇政府拨的钱，说是修旧如旧。快完工了，你难得回来，去看看。”
我点点头。
母亲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晚饭后，我坐在院子里乘凉。四月初的晚上还有凉意，我披了件外套。桂花树在头顶沙沙地响，漏下来的月光碎碎的，落在青石板上。
母亲端了杯茶出来，放在我旁边的小凳上。
“你爸让你去看祠堂？”她在旁边的竹椅上坐下。
“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他大概是想让你看看那块匾。”
“什么匾？”
“清代秀才。咱们林家祖上出的那些秀才，名字都刻在上面。你爸一直很看重那个。”
我没说话。林家是镇上的“书香门第”，这我从小就知道。每年祭祖的时候，父亲都要把那块匾擦一遍，擦得亮亮的，然后点上香，恭恭敬敬地鞠三个躬。
“你明天去看看也好，”母亲说，“那匾有些年头了，再不修就要烂了。”
她起身进屋，留下我一个人在院子里。
月亮升起来了，很亮，把院墙上的薜荔照得一清二楚。那些叶子厚厚的，挤挤挨挨的，风一吹，翻过来灰白的背面。我端起茶杯，茶已经凉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祠堂。
祠堂在镇东头，孤零零的一座院子，周围没有人家。门口两棵柏树，很高，很老，树皮皴裂，像老人的手。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
院子里搭着脚手架，几个工人在忙活，有人在补瓦，有人在刷漆。领工的是个老头，姓李，以前是镇上的木匠，我认识他。
“林主任的儿子？”他看见我，放下手里的活，“你爸昨天打电话说你要来。”
“李叔好。”
“好什么好，老喽。”他笑，露出几颗豁牙，“进来看看吧，快修完了，再有个把星期就交工。”
我跟着他往里走。穿过天井，进正厅。
正厅很大，空荡荡的，原来放的那些供桌香炉都挪到一边去了，用塑料布盖着。工人们正在重新刷柱子，红色的油漆，鲜亮亮的，和原来那种暗沉的颜色不太一样。
李叔指着正梁下面的一块匾：“喏，那个就是你们林家的宝贝。”
我抬头看。
那是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长有两米，宽有一米，四周雕着花纹。上面的字我从小就会背：“道光壬辰科秀才林文渊、道光甲午科秀才林文海、道光丁酉科秀才林文澜……”一共七个名字，密密麻麻的，金字有些已经剥落，露出下面的黑漆。
“这匾多少年了？”我问。
“道光年间的东西，一百好几十年了。前些年还好好的，这两年木头朽了，有几个字快掉了。这次重新加固一下，描一描金。”
我站在匾下面，仰着头看那些名字。林文渊、林文海、林文澜——都是我们这一支的祖先。父亲每年祭祖都要念一遍他们的名字，念得很恭敬，像念经一样。
“你们林家，可是咱这镇上的文化根子，”李叔在旁边说，“要不政府也不会拨钱修这个。说是要搞什么文化旅游，你们家这块匾，是个卖点。”
我没接话。我在看东墙。
东墙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窗户下面，细细的，像一道皱纹。我走过去看，裂缝不深，但很长，像是什么东西把墙从中间撕开了一道口子。
“这墙怎么了？”
李叔走过来，看了一眼：“地基有点下沉，没事，回头补一补就行。”
我伸手摸了摸那道裂缝。墙皮是后来刷的，裂缝处翘起来一块，我轻轻一碰，掉下一小片白灰。里面是青砖，砖缝里黑黑的，长着细密的霉。
“这墙里面是什么？”我随口问。
“墙就是墙，能有啥。”李叔笑，“你们这些读书人，看见裂缝就想往里钻。”
我也笑了，把手收回来。
但那道裂缝，我总觉得有点什么。也许是因为它从墙角一直裂到窗户，太直了，不像自然下沉的那种。也许是因为裂缝最下面那一块，墙皮的颜色和别处不太一样，像是被撬开过，又补上的。
我没多想。我在祠堂里转了一圈，看看那些正在修复的柱子和梁，看看那些被搬出来的供桌和香炉。有一张供桌下面，放着几只木箱，很旧，锁都锈了。
“那是族谱，”李叔说，“原来放在正厅的，怕弄脏了，先挪到一边。你要看看？”
我点点头。
他找来一把钳子，把锁撬开。打开箱盖，里面是一摞一摞的线装本子，蓝皮，有些已经发黄发脆。最上面那本，封面上写着“林氏族谱·道光二十六年重修”。
我小心翼翼地翻开。
毛笔字，工工整整的，写着我们林家历代祖先的名字、生卒、事迹。翻到中间，是“清代秀才”那一节，和匾上的一模一样——林文渊、林文海、林文澜……七个名字，一字不差。
我正要合上，忽然发现这一页的边缘不太齐，像是被撕过，又粘上的。凑近了看，纸的纤维有断痕，粘得很仔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这本族谱，有人动过？”我问李叔。
他凑过来看了看：“不知道，这箱子几十年没开过。可能是以前修的时候弄的。”
我没说话，把族谱放回去，盖上箱盖。
从祠堂出来，太阳已经很高了。我站在门口那两棵柏树下面，回头看了一眼。祠堂的屋脊上，那些脊兽蹲着，还是看不清是什么。东墙的那道裂缝，从这个角度看，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撑开的。
回家的路上，经过老街。有人在路边摆摊，卖清明上坟用的香烛纸钱。有人在挑担子卖豆腐，吆喝声拖得长长的。一切都很正常。
但我的脑子里，总是那道裂缝，那页被粘过的族谱。
还有李叔那句话：“墙就是墙，能有啥。”
墙就是墙。
可那道裂缝，为什么让我觉得它在看我？
午饭的时候，父亲也在。他问我祠堂看得怎么样，我说挺好，快修完了。他点点头，继续吃饭。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爸，咱们家的族谱，以前被人动过吗？”
他停下筷子，看着我。
“什么动过？”
“我看有一页像是被撕过，又粘上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筷子放下。
“哪一页？”
“清代秀才那一节。”
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读不懂。然后他重新拿起筷子，继续吃饭。
“老东西了，”他说，“翻来翻去，难免有些磨损。”
我没再问。
母亲在旁边，始终没有说话。但我看见她的手，在端碗的时候，轻轻抖了一下。
那天下午，我去镇上的小卖部买烟。老板娘是我小学同学的妈，还认识我，问我在城里混得怎么样。我说还好。她压低声音，忽然问了一句：
“你回来是为陈望的事吧？”
我愣了一下：“陈望是谁？”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然后她摆摆手：“没事，我记错了。”
我买了烟，走出小卖部。站在街上，抽了半根烟，才想起这个名字——陈望。
十年前的四月，镇中学有个学生死了。溺亡。听说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也有人说是因为举报学校违规补课被穿了小鞋。时间太久，我已经记不清细节。
我只记得那天，父亲很晚才回来，脸色很难看。
我掐灭烟，往家走。
走到门口，忽然想起一件事：陈望死的那年，正是2003年。而刚才在小卖部，老板娘说的是“为陈望的事吧”——好像她早就知道我会来问什么。
我回头看了一眼老街。
阳光很亮，照在青石板上，晃眼睛。
远处，祠堂的屋顶在阳光下，黑沉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