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王浩的索尼随身听亮到第五个晚上时,终于有人憋不住了。

那是周四,熄灯铃已经响过二十分钟。15瓦的灯泡早就灭了,只有月光从破窗户漏进来,在地上投出几块银白。通铺上鼾声四起——刘建军的呼噜最响,像拉风箱;孙建国磨牙,咯吱咯吱的;还有人说梦话,含混不清。

邓丽君的《甜蜜蜜》就是这时候响起来的。

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王浩躺在靠门的铺位上,耳机没戴,随身听就放在枕头边,外放。他跟着哼,调子跑得厉害,但自得其乐。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第一遍唱完,自动播放第二遍。

刘建军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王浩没听见,或者装作没听见。

到第三遍时,睡在王浩旁边的赵卫国坐起来了。

赵卫国是从部队大院转学来的,父亲是县武装部副部长。他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胳膊结实,说话带着一股兵味儿。

“王浩。”赵卫国的声音在黑暗里很沉。

音乐停了。王浩按下暂停键:“咋了?”

“几点了?”

“十点半吧。”

“熄灯多久了?”

王浩没说话。

“我问你,熄灯多久了。”赵卫国重复。

“二十分钟。”王浩的声音也硬了,“咋,听个歌犯法?”

“犯不犯法我不知道,”赵卫国说,“但影响别人睡觉。”

屋里很静,所有人都醒了,但都没动。月光照见一排排隆起的被褥,像坟包。

“我影响谁了?”王浩坐起来,“你?别人都没说啥,就你事多。”

“别人是给你脸。”赵卫国也坐直了,“给你脸你不要,非得撕破?”

王浩笑了,笑声干巴巴的:“赵卫国,你别以为你爸是武装部的我就怕你。在13排,我说了算。”

“你说了算?”赵卫国掀开被子下炕,“来,你再说一遍。”

我也坐起来了。霍东晨在我旁边,没动,但呼吸很轻。

孙建国小声说:“浩哥,算了……”

“算什么算?”王浩也下炕,光脚踩在地上,“赵卫国,我忍你几天了。天天板着个脸,给谁看呢?你爸是副部长,我爸还是供销社副主任呢,谁比谁差?”

两人面对面站着,距离不到半米。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勉强能看清轮廓——王浩高一些,但瘦;赵卫国矮一点,但敦实。

“我不想打架,”赵卫国说,“把录音机关了,睡觉。”

“我要是不关呢?”

“那我帮你关。”

赵卫国伸手去拿枕头边的随身听。王浩一把抓住他手腕:“动一下试试?”

接下来的事发生得很快。

赵卫国手腕一翻,反扣住王浩的手,往下一压——是擒拿动作。王浩痛呼一声,另一只手挥拳。赵卫国侧头躲过,膝盖顶在王浩肚子上。

王浩弯下腰。赵卫国把他按在炕沿上,单手压住后背,另一只手抓起随身听,狠狠摔在地上。

“啪——嚓!”

塑料壳碎裂的声音在夜里格外刺耳。磁带飞出来,扯断了,黑色的带子散了一地。

屋里死寂。

王浩挣扎着抬起头,眼睛在黑暗里泛着光:“赵卫国……我操你妈!”

他猛地挣脱,转身扑过去。两人扭打在一起,撞倒了炕边的长凳,哐当一声巨响。

“别打了!”刘建军开灯,跳下炕去拉架。

孙建国也去拉,但被王浩一脚踹开。其他人陆续下炕,围上去,但没人真敢插手——赵卫国是练过的,出手又快又狠;王浩是疯了,不管不顾地抡拳头。

我坐在炕上没动。霍东晨也是。

“你不去拉?”他低声问。

“拉不住。”我说。

确实拉不住。七八个人围上去,硬是没拉开。王浩的鼻子被打出血了,赵卫国的嘴角也破了。两人像两头野兽,喘息着,撕扯着,把原本就破旧的屋子弄得一片狼藉。

直到值班老师踹开门。

“干什么!”

手电筒的光柱刺眼。所有人都僵住了。王浩还揪着赵卫国的衣领,赵卫国还按着王浩的胳膊,两人脸上都是血。

“松开!”值班老师是教政治的,姓马,人高马大,声音像打雷。

两人松开了。

手电筒光扫过屋里:碎了的随身听,扯断的磁带,倒地的凳子,还有一炕惊惶的脸。

“谁先动的手?”马老师问。

沉默。

“我问,谁先动的手!”

“我。”赵卫国说。

王浩愣了一下,看向赵卫国。

“为什么打架?”马老师继续问。

“他影响别人睡觉。”赵卫国说,“我让他关录音机,他不关。”

“所以你就动手?”

“是。”

马老师的手电光照向王浩:“是这样吗?”

王浩擦了把鼻血,没说话。

“说话!”

“……是。”王浩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马老师沉默了几秒。手电筒光在每个人脸上扫过,最后停在我和霍东晨身上:“你们俩,为什么不下炕拉架?”

霍东晨推了推眼镜:“老师,我们拉不开。”

“拉不开就看着?”马老师走近几步,“同学打架,你们就看着?”

我抬起头,迎着手电光:“老师,赵卫国摔了王浩的随身听。日本货,很贵。”

这话一出口,屋里更静了。

马老师的手电光照着地上那堆碎片。1984年,一台索尼随身听的价值,足够一个农村家庭半年的开销。这事儿如果闹大,就不是学生打架那么简单了。

“都回去睡觉。”马老师突然说,“明天早上,王浩、赵卫国,来我办公室。其他人,”他顿了顿,“管好你们的嘴。”

手电筒光灭了。脚步声远去。

灯关了。屋里重新陷入黑暗,但没人睡得着。

我能听见王浩粗重的喘息,听见赵卫国收拾东西的声音,听见孙建国小声问:“浩哥,你没事吧?”

没人回答。

过了一会儿,王浩下炕,走到赵卫国铺位前。月光照见他脸上的血,已经凝成暗红色。

“赵卫国。”王浩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

赵卫国坐起来。

“随身听的事,没完。”王浩说。

“随你。”

“但今晚,”王浩顿了顿,“谢了。”

赵卫国没说话。

王浩转身,走到我铺位前。他蹲下来,眼睛在黑暗里亮得瘆人:“苏亦帆。”

我没动。

“刚才那句话,”他说,“你是故意的。”

“哪句?”

“说随身听是日本货,很贵。”王浩笑了,血从他嘴角渗出来,“你是提醒马老师,这事儿不能闹大。闹大了,赵卫国赔不起,学校也担不起。”

我没否认。

“为什么?”王浩问,“你不是巴不得我倒霉吗?”

我看着他脸上的伤,看着那些凝固的血:“你想多了。”

王浩盯着我看了很久,站起来,走回自己铺位。他躺下,面朝墙壁,再也没出声。

那一夜,13排安静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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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王浩和赵卫国被马老师叫走了。回来时,两人脸上都贴着胶布,但神色如常。没人知道马老师怎么处理的,但随身听的事,再也没人提起。

只是从那以后,王浩不再外放邓丽君。

而赵卫国,开始和我一起打篮球。

“你球打得不错。”第一次训练后,赵卫国对我说,“就是太规矩了。”

“规矩不好?”我问。

“对付规矩人,规矩好。”赵卫国运球,起跳,投篮——姿势标准得像教科书,“对付不规矩的人,你得比他不规矩。”

球空心入网。

王浩在不远处看着,没说话。

周五下午,陈老师宣布黑板报小组正式成立。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和了解,”陈老师扶了扶眼镜,“我决定由以下三位同学负责:苏亦帆,负责文字书写;沈莞宁,负责刊头设计;霍东晨,负责文稿内容。”

教室里响起窃窃私语。

王浩举起手:“老师,为什么是他们三个?”

“你有意见?”陈老师问。

“没意见,”王浩说,“就是好奇。”

陈老师看了他一眼:“苏亦帆的字是全年级最好的;沈莞宁有美术特长;霍东晨的作文水平大家都清楚。这个理由够吗?”

王浩放下手,没再说话。

下课铃响后,陈老师把我们三个留下。

“黑板报下周五检查,”他说,“主题是‘新时代,新青年’。你们自己商量怎么弄。需要什么材料,写个单子给我,学校尽量提供。”

陈老师走后,我们三个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

沈莞宁先开口:“我想画几个青年读书的场景,背景可以是咱们学校的榕树。”

“可以。”霍东晨拿出笔记本,“文章我准备写一篇散文,谈知识如何改变命运。苏亦帆,你那边呢?”

“我需要彩色粉笔,”我说,“红、黄、蓝、白,最好还有绿色。还要一把尺子,打格子用。”

“尺子我有。”霍东晨说。

“粉笔我去美术组借。”沈莞宁说。

我们约好周日下午开始干活。临走时,沈莞宁叫住我:“你的手好了吗?”

我摊开掌心。伤口已经结痂,暗红色的疤,横贯整个手掌。

“快好了。”我说。

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小管药膏:“这个给你,祛疤的。”

我接过。药膏是白色的,标签上印着“上海产”。

“谢谢。”

“不谢。”她笑了笑,“你帮我找班级,我帮你涂药,扯平了。”

她走了。霍东晨走过来,看了眼我手里的药膏:“她对你不错。”

我没说话。

“王浩在看着呢。”霍东晨低声说。

我转头。教室后门外,王浩确实站在那里,靠着墙,嘴里叼着根没点的烟。他看着我,然后看了看远去的沈莞宁,最后目光落在我手里的药膏上。

他笑了,把烟拿下来,做了个口型。

我看清了。

他说:“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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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午后,我们三个在教室碰头。

沈莞宁借来了彩色粉笔——不全,但基本的颜色都有。霍东晨带来了尺子和三角板,还有他写好的文章草稿。我负责打格子、画边框。

工作很枯燥,但配合默契。沈莞宁画画时很专注,咬着下唇,睫毛垂下来,在脸颊上投下细密的阴影。霍东晨修改文稿,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偶尔推推眼镜。我抄写,粉笔在黑板上沙沙响,字要写得工整,不能歪。

做到一半时,王浩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孙建国跟在后面,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男生,应该是高二的。

“哟,忙着呢。”王浩走进来,看了眼黑板,“画得不错啊沈莞宁。”

沈莞宁没理他,继续画。

王浩走到我旁边,看我写字:“字确实好。不过……”他伸手,用指甲在刚写好的字上划了一道,“粉笔灰太厚了,容易掉。”

那道划痕很浅,但很刺眼。

霍东晨站起来:“王浩,有事吗?”

“没事,就来看看。”王浩转身,走到沈莞宁身边,“你这画……人物表情太严肃了。新时代青年,得笑,笑得甜蜜蜜的。”

他哼起《甜蜜蜜》。沈莞宁的手停了。

“王浩,”我说,“我们要干活。”

“干啊,我没拦着。”王浩摊手,“我就是提提意见。怎么,提意见不行?”

气氛僵住了。

这时赵卫国出现在门口。他抱着篮球,满头大汗,应该是刚打完球。

“王浩,”赵卫国说,“出来一下。”

“干嘛?”

“有事。”

王浩盯着赵卫国看了几秒,笑了:“行。”他转身往外走,到门口时回头,“沈莞宁,晚上礼堂放电影,《庐山恋》,我有票,一起去?”

“不去。”沈莞宁头也不抬。

“随你。”王浩走了,孙建国他们跟上。

赵卫国没走。他走进来,看了眼黑板:“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霍东晨说,“快做完了。”

赵卫国点点头,又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开。

我们继续干活。但气氛不一样了。沈莞宁画得更快,但线条有些急;霍东晨的眉头一直皱着;我写字时,总忍不住看门口。

夕阳西下时,终于做完了。

整块黑板报很漂亮:左边是沈莞宁画的五个青年读书的场景,榕树作为背景,粉色的花点缀其间;右边是霍东晨的文章,工整的楷书抄写,重点句子用红色粉笔标出;中间是摘抄的名言警句,用花边框起来。

我们退后几步,看着自己的作品。

“挺好的。”沈莞宁说。

“嗯。”霍东晨点头。

我没说话,但心里是满意的。这是我来县一中后,做的第一件“像样”的事。

收拾东西时,沈莞宁突然说:“你们觉得,王浩为什么总找我麻烦?”

霍东晨和我对视一眼。

“可能……”霍东晨斟酌用词,“他觉得你特别。”

“特别?”沈莞宁苦笑,“特别傻吧。”

“不是。”我说。

她看向我。

“你很好。”我说完就后悔了——这话太直白,太蠢。

但沈莞宁笑了,不是礼貌的笑,是真心的笑:“谢谢。”

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她的笑容染成金色。

那一刻,我想起王浩的口型:“等着。”

也想起赵卫国的话:“对付不规矩的人,你得比他不规矩。”

而霍东晨在笔记本上写的那篇文章,最后一句话是:“新时代的青年,不仅要有知识,更要有直面风雨的勇气。”

窗外,老榕树在晚风里轻轻摇曳。粉色的绒花飘落,像一场温柔的雨。

我知道,风雨就要来了。

但我还不知道,它会以怎样的方式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