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正在浇花，手停在了半空：“……回去？回哪儿？青城？”
“嗯。”二叔点点头，目光落在那个大包上，“东西收得差不多了，不能老堆在这儿，让您跟着操心。我回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联系联系懂行的人，或者找找门路。总得……让它们有个去处。”
第二天一早，二叔找来结实的麻袋和绳子，开始重新整理打包。
他不再一个个展示，而是将那些分门别类包好的小件，一层层、一件件，仔细码放进麻袋里，空隙处用旧报纸和软布填实。
那个装着“状元及第”铜牌和几块残玉的红布包，被他格外仔细地揣进了贴身的衣兜。
最后，两个装得扎实的大包立在屋中。
喜栓叔的三轮车“突突”地来了。
两个大包被抬上车斗，捆扎牢固。
“辉哥，就这两包？看着不显山不露水啊。”喜栓叔扶着车把笑道。
“好东西都藏在里头呢，不张扬。”二叔笑着拍了拍包。
他上了车，坐在喜栓叔旁边。三轮车“突突”地启动，喷着青烟，驶离了院子。
车斗里的大包随着颠簸微微起伏，看起来就像两袋普通的杂物。
奶奶站在门口望着，直到车影消失在尽头。
她转身回院，目光落在那片被搬空了的炕上。
地方其实腾出来的不多，但感觉上却空落落的。
下午的时候，二老舅来了，进门就说：“大姐快收拾收拾，明天正好周末，给老三介绍的对象，九点半女方来咱家相亲。”
我爸兄弟三人，一个姐，一个妹。
最小的三叔今年二十五了。
这年纪，在村里，早该是娃娃满地跑了。
可三叔的亲事，还八字没一撇。
奶奶嘴上不急，心里急坏了。
说起来，三叔的条件真是不差。
他接了爷爷的班，在铁路上当工人，端着“铁饭碗”。
上班就在一公里外的陶乡站。模样更是没得挑——一米八三的大高个，是乔家男人里最挺拔的一个。
皮肤随了奶奶，白净，浓眉底下那双眼睛亮堂堂的，笑起来，脸颊上一边一个浅浅的酒窝。
平时一件白衬衫，蓝裤子，黑皮鞋。
尤其穿上他那套铁路制服，往那儿一站，英俊潇洒，玉树临风。
三姑就说过一件趣事。
有回她去邻村找同学，叫三叔下班顺路去接她。
三叔就穿着那身制服，推着自行车在村口等。
三姑和几个年纪相仿的姐妹嘻嘻哈哈走出来，一眼看见他，那几个小姐妹的脚步都慢了，眼睛直往三叔身上瞟。
她们几个七嘴八舌地议论：“那是谁呀？”
“我堂弟。”三姑说。
“这么精神的弟弟？也不知道有对象没？”
三姑说：“我这弟弟正式工，挑着呢！”
回来当笑话学给奶奶听，奶奶听了，心里又是骄傲，又是发愁。
骄傲的是儿子一表人才，发愁的是——这么个俊后生，咋就找不着对象呢？
问题就出在三叔这性子。
乔家的人，性子都实诚。
他不会说漂亮话，不会献殷勤，见了姑娘，脸比人家还容易红。
单位里男多女少，仅有的那么两个未婚女青年，也不知是三叔真没瞧上，还是压根不知道咋跟人相处，总之就是没对象。
村里的姑娘，他更是不往眼里去。
奶奶托人牵过几回线，他不是说“没话说”，就是说“感觉不对”。
问他到底要啥样的，他就闷着头，吭哧半天，也说不出了子丑寅卯来。
“这臭小子，眼光怕不是长到天上去了！”爷爷有时候气得骂。
第二天上午，九点刚过。
院门外传来了说笑声。
奶奶连忙拍了拍衣襟迎出去。
二老舅打头，身边跟着一位衣着得体、面容和善的媒人——据说是三叔上班的火车站站长。再后面，是两位女客。
走在前面的大约二十岁左右，身高足有一米七，身材高挑修长。皮肤雪白雪白的，一看就是城里长大的姑娘。
最打眼的是那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像一匹光滑的缎子，直直地披散到腰际。
她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连衣裙，款式简单，衬得人静弱仙子似的。
大眼睛，眼神明亮中带着点好奇和羞涩，五官生得十分漂亮。
她旁边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同样个子高挑，俩人眉眼有七八分相似，看着像姐俩，只是更成熟些。
“快进屋，快进屋！”妈妈反应过来，连忙招呼。
三叔也从屋里出来了。
他今天穿上了那身笔挺的铁路制服，更显得身姿挺拔。
他脸上带着笑，目光扫过来客，在接触到那位白衣姑娘时，几不可察地停顿了半秒，随即更明朗了些，大大方方地说：“欢迎，快请进屋里坐。”
屋里，奶奶已经倒上了红糖水，瓜子花生糖果在炕桌上摆成了小山。
寒暄坐下，话匣子打开，才知道闹了个“误会”。
那位三十多岁的，并非姐姐，而是她妈妈。今年三十八岁。
姑娘名叫武小凤，十九岁，在鹿城医院后勤上班。初中毕业。
母亲几年前守了寡，一个人拉扯大三个孩子——小凤是长女，下面还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弟弟。
前两年，母亲改嫁了。
小凤因为顶替了父亲的名额，在鹿城有了工作，单位也分了一套小平房，姐弟三人住在这里。
爷爷原本带着笑意的脸，慢慢沉了下来，他眉头微微蹙起。
妈妈借着续水的工夫，凑到奶奶耳边，飞快地嘀咕了一句：“妈，这家里……拖累大啊。”
然而，另一边的气氛却截然不同。
三叔仿佛完全没有接收到家人眼神。
他的注意力，几乎全被武小凤吸引了。
他认真地听她说话，回答她的问题时，眼神专注，嘴角那对酒窝时隐时现。
他主动说起铁路上的见闻，说起他看过的一些书，还把桌上的苹果往那边推了推。
小凤起初有些羞涩，但在三叔的态度下，也渐渐放松下来，偶尔还会抿嘴一笑，露出一对虎牙。
她妈妈大多数时候安静地听着，目光在三叔和女儿之间来回看。
我看看三叔，又看看小凤，忽然觉得他们俩好像认识了很久似的。
屋里仿佛隔开成了两个世界：一边是爷爷和妈妈带着疑虑的沉默；另一边是三叔和小凤之间，那说也说不清的气流。
挡？怕是挡不住了。
以后，只要一轮到休息日，三叔的人影儿在村里就难觅了。
他骑上他那辆“二八”杠，朝着火车站方向前进。
坐上去鹿城的绿皮火车，两百公里在他脚下仿佛缩成了一小段。
家里的气氛，也从最初的反对，变成了一种无奈，最后谁也不再说什么了。
爷爷起初还板着脸，在三叔又一次兴冲冲出门时，把旱烟锅子在炕沿上磕得梆梆响，憋出一句：“跑得倒勤！那家里一摊子事。”
可三叔只是笑笑，喊一声“爹我走了”，就头也不回地蹬车远去。爷爷的怒气像砸在棉花上，最后只剩下叹息。
奶奶的担忧更具体。
她总趁三叔回来时问：“见着她妈了没？她弟弟们都咋样？城里花销大，你那点工资，得心里有数。”三叔要么含糊应着，要么就讲起和小凤去了哪里、看了什么新鲜事。
奶奶看着儿子脸上的笑，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小姑也被搬来当过“救兵”。她专门找三叔谈过，讲门户的差异、家庭负担的沉重。
三叔安静地听着，不反驳，但眼神里的光没变。
最后他只是说：“二姐，我知道。可我跟她在一块儿，是开心的。”
小姑看着他，知道这个弟弟是劝不动的。
她也只能拍拍他的肩膀：“你呀……自己选的路，以后别后悔就成。”
反对没用，劝说没用。
三叔还是往鹿城跑。
终于，在一个三叔又要出发的早晨，爷爷看着他忙碌的背影，摆了摆手，对奶奶说：“罢了，由他去吧。”
奶奶正舀着饭的手停了一下，没说话，只是默默往三叔准备带走的饭盒里，又多夹了几块咸菜。
妈妈在一旁收拾碗筷，轻声接了句：“他自己乐意，觉得好，就行吧。”
没人再说什么。
好像大家都同意了。
三叔出门前，回头看了一眼灶间里忙碌的家人，什么都没说，只是那眼神里有点不一样。
然后，他坐上车，又往鹿城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我站在了初二的门口。
家里的人，像散落在不同方向上的豆子，各自滚向了不同的地方。
二叔和他那袋“古董”，像一颗扔进水里的石子，激起过一阵水花后，就再也没了动静。
偶尔听大人提起，也只是几句含糊的话。
三叔还是往鹿城跑。那辆“二八”杠，载着他来来回回。家人的担心和劝说，在他身后堆成一片，却没能让他停下来。
爸爸回来的时候越来越少。偶尔回来一趟，待不了几天又走了。他走的时候，妈妈也不送，手里做着什么，眼睛看着窗外。
妈妈的话越来越少了。有时候一整天，也听不见她说几句话。
就在这日子的碾压声里，新学期开始了。
我们升入了初二。小李子老师只教初一，换成了另一位李老师——数学的“老李”。
他站在讲台上，像一把绷紧的三角尺，严肃得很，粉笔头总能精准地砸在走神的人头上。
唯一没变的是语文课的马老师。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温，听着让人安心。
英语课换了老师。
陈老师肚子大了起来，回家生孩子去了。
我们偶尔还会说起她，说起她摸着肚子教我们念单词的样子。
新来的是小刘老师——初三林梅的姐姐。
她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才刚参加完高考。
第一次上课，她紧张得脸都红了，声音细细的，整个教室都能听见她自己的心跳。
调皮的男生们开始起哄。
她站在讲台上，像一株刚栽下去的小树苗，被风吹得晃来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