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卖料

第三章卖料

鸡叫第三遍的时候，陈建国醒了。

其实他一夜没怎么睡。

脑子里像塞了一团乱麻，东一绺西一绺，扯不出个头绪。

窗纸刚透出点青灰色，他就翻身起床，轻手轻脚地披上衣服，趿拉着鞋往木工房走。

晨雾比昨天还浓，白茫茫的一片，五步外就看不清人影。

院里的老槐树在雾里只剩下个模糊的轮廓，枝桠像鬼手似的伸着。

陈建国走到树下，伸手摸了摸树干。

树皮粗糙，带着夜露的湿气，凉意顺着手心往上爬。

他推开木工房的门。

吱呀一声响，在寂静的晨雾里传得很远。

屋里比外头还暗，只有从破窗户漏进来的那点天光，勉强能照见物件的轮廓。

他摸到煤油灯，划了根火柴。火苗“嗤”地窜起来，昏黄的光晕开，把屋里一点点点亮。

墙角堆着昨天从镇上背回来的木器。

两个小板凳，八个木衣架，还有那把摔断齿的木梳。

板凳磕掉了漆，露出底下浅黄色的木头芯子，像伤疤。

木梳断了一根齿，他用鱼胶黏上了，可仔细看还能看出痕迹，一道细细的裂缝，像愈合不好的伤口。

陈建国在木工台前坐下，拿起那把断齿的木梳。

梳子是桃木的，料子不算顶好，但纹理细密。

他本来想做得好些，磨得光滑些，兴许能多卖几毛钱。

可昨天那一摔，全毁了。

他找出最细的砂纸，开始打磨黏合处。

砂纸擦过木头，发出沙沙的轻响，在寂静的屋里格外清晰。

他磨得很仔细，一下，又一下，指尖能感觉到木头纹理的走向，顺纹打磨，逆纹会起毛。

磨着磨着，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磨凿子的情景。

也是这样的早晨，天还没亮透，父亲把他叫到木工房，递给他一块油石，一把平凿。

“磨刀不误砍柴工，”

父亲说，“手艺人的家伙什，就跟战士的枪一样，得时时擦，时时磨。”

那时候他十岁，手小，握不住凿子，磨几下就歪了。

父亲也不骂，只是接过凿子，在油石上示范。手腕要稳，力道要匀，推出去的时候吸气，拉回来的时候呼气。

三百下，一下不能少。

“为啥是三百下？”他问。

“三百是个坎，”父亲说，“少了磨不利，多了伤钢性。就跟做人一样，得有分寸。”

陈建国停下动作，看着手里的木梳。

黏合处已经打磨得差不多了，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

可他知道那里有条缝，就像他知道自己心里有条缝，正在慢慢裂开。

“哥。”

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什么。

陈建国抬起头，看见妹妹晓芬站在门口，手里端着只碗。

热气从碗里冒出来，在她脸前凝成白雾。

“喝口粥吧，”晓芬走进来，把碗放在木工台上，“娘熬的，加了红薯，甜。”

陈建国接过碗。粥是温的，不烫手。

他看见晓芬的手指，冻得通红，指关节肿得像胡萝卜。

那是冬天在河边洗衣服留下的冻疮，开春了也没好利索。

“手又疼了？”他问。

晓芬把手缩回袖子，摇摇头：“不疼。”

陈建国没说话，低头喝粥。

粥确实甜，红薯熬化了，融在米汤里，喝下去胃里暖烘烘的。

他喝了几口，忽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摸出个东西，递给晓芬。

是个木雕的小兔子，巴掌大小，耳朵竖着，眼睛用烧红的铁丝烫了两个点，圆溜溜的。

是他昨天赶工做的，本来想今天去镇上卖。

“给你。”他说。

晓芬接过兔子，捧在手里，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下去：“这……这能卖钱的。”

“不卖了，”陈建国说，“给你玩的。”

晓芬没再说话，只是用手指轻轻摩挲着小兔子的背。

木头被打磨得很光滑，在煤油灯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哥，”她忽然开口，声音低得像蚊子叫，“昨天……王老师又找我了。”

陈建国喝粥的动作停住了。

“他说，最迟到下周一，”

晓芬低着头，盯着手里的小兔子，

“要是再交不上学费，就、就不能去上课了。”

碗里的粥忽然不甜了，变成了一坨粘稠的东西，堵在喉咙口，咽不下去。

陈建国放下碗，看着妹妹。

十六岁的姑娘，瘦得下巴尖尖的，眼睛显得特别大，黑漆漆的，里面映着跳动的灯焰。

“知道了。”他说，声音干巴巴的。

晓芬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东西，陈建国看不懂，也不敢看懂。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把小兔子小心地揣进口袋，转身出去了。

门轻轻带上，屋里又只剩下陈建国一个人。

他盯着那碗没喝完的粥，看了很久，然后端起碗，一口气灌下去。

粥已经凉了，滑过喉咙时带着一股腥涩的味道，像是铁锈。

他抹了把嘴，继续打磨木梳。

砂纸擦过木头的声音又响起来，沙沙，沙沙，像春蚕在啃桑叶，也像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快到晌午的时候，刘振彪来了。

他是翻墙进来的，动作很轻，但陈建国还是听见了。

木工房的门开着，他看见一个人影从墙头跳下来，落地时趔趄了一下，差点摔倒。

“建国！”刘振彪压低声音喊。

陈建国没应声，只是放下手里的活，走到门口。

刘振彪站在院子里，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带着伤，左边颧骨青了一块，嘴角也破了，结了暗红色的血痂。

“你脸怎么了？”陈建国问。

“没事，”刘振彪抹了把嘴角，“摔的。”

陈建国盯着他看了几秒，没再追问。

刘振彪这人要面子，问了也不会说真话。

“进来吧，”陈建国转身回屋，“外头冷。”

刘振彪跟着进来，随手带上门。

屋里暖和些，煤油灯还点着，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来晃去。

“钱凑够了？”陈建国问，重新坐回木工台前，拿起锉刀，开始修一个木衣架的挂钩。

刘振彪没立刻回答。

他在屋里转了一圈，看看墙角堆的木料，看看墙上挂的工具，又看看陈建国手里的活计。

最后他停在木工台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台面上。

是一叠钱。有整有零，最大的面额是五块，更多的是毛票和硬币，皱巴巴的，沾着汗渍和灰尘。

陈建国扫了一眼，大概估了个数：七八十块。

“还差多少？”他问。

“十五，”刘振彪说，“车票钱够了，路上吃饭还差点。”

陈建国没说话，继续锉那个挂钩。

锉刀磨过木头，发出单调的嘶啦声。挂钩已经成型了，是个简单的弯钩，他打算磨光滑些，好挂衣服。

“建国，”刘振彪忽然开口，声音有点哑，“我……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说。”

刘振彪搓了搓手，手心都是汗：“你家院里那堆木料……反正你爹现在也做不了活，放着也是放着。不如……不如先卖给我？等我在那边挣了钱，加倍还你。”

陈建国手里的锉刀停住了。

他慢慢抬起头，看着刘振彪。

煤油灯的光从侧面照过来，在刘振彪脸上投下半明半暗的影子。

那张脸上有淤青，有血痂，还有某种他从未见过的神色——像是 desperation，绝望里掺着孤注一掷的疯狂。

“你说什么？”陈建国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有点吓人。

“我说……”刘振彪咽了口唾沫，“那堆料，卖给我。我打听过了，杉木现在市价一块二一斤，柏木一块八，红木更贵。你院里那些，少说也有百来斤，卖个三十块没问题……”

“刘振彪。”陈建国打断他，声音还是平的，但握着锉刀的手开始发白，“那是我爹攒了半辈子的料。”

“我知道！”刘振彪急了，“我知道那是你爹的宝贝！可他现在不是躺床上了吗？料放着也是放着，还会长虫，还会朽！卖了还能换钱，能救急！”

“救谁的急？”陈建国站起来，锉刀“哐当”一声掉在木工台上，“你的急？还是我的急？”

刘振彪被他的气势慑住了，往后退了半步：“我……我是为了咱们好！有了这钱，咱俩的路费就都够了！到了深圳，挣了钱，我给你买更好的料！十倍还你！”

“我不去。”陈建国一字一顿地说，“我说了，我不去。”

“你！”刘振彪眼睛红了，不是要哭，是急的，是怒的，“陈建国！你是不是傻！守着这堆破木头，你能守出什么名堂？你爹的腿不要治了？你妹的书不念了？你就甘心一辈子窝在这山沟沟里，跟你爹一样，刨木头刨到老，刨到死？”

陈建国没说话，只是盯着他。

两个人就这么对峙着，煤油灯的火苗在中间跳，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像两个搏斗的巨人。

过了很久，也许只是一会儿，陈建国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振彪，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咱俩去后山偷柿子，你从树上摔下来，腿磕破了，流了好多血。”

刘振彪愣了一下，没明白他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是我背你下山的，”陈建国继续说，“那时候你比我重，我背不动，走几步歇一步。你说你疼，我说你再忍忍，马上到家了。其实那会儿我也怕，怕你腿瘸了，怕你爹打我。”

他顿了顿，吸了口气：“后来你腿好了，疤留到现在。夏天穿短裤，还能看见。”

刘振彪下意识摸了摸左小腿。

那里确实有道疤，十公分长，像条蜈蚣，趴在小腿肚上。

“那堆木料，”陈建国说，“是我爹给我妹准备的嫁妆。他说了，等他腿好了，要给晓芬打一整套家具，衣柜、妆台、箱子……都用好料，打磨得光光的，上七遍桐油，太阳一照，能照见人影。”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但还在坚持：“他说，咱们陈家没什么能给女儿的，就这点手艺，这套家具。等晓芬出嫁那天，抬着这套家具出门，十里八乡的人看了，都得说，陈家的姑娘有福气，娘家疼她。”

屋里安静下来，只有煤油灯燃烧时发出的细微噼啪声。

火苗跳了一下，光线暗了暗，又亮起来。

刘振彪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

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鞋头开了口，用线粗粗缝了几针。线是黑色的，在绿色的鞋面上特别扎眼。

“我爹还说，”陈建国的声音更低了，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手艺人，得有良心。木头有木性，人有人性。料是死的，人是活的。可你要是把料当死物，你的人性也就死了。”

他说完，弯腰捡起掉在台上的锉刀，重新坐下，开始锉那个挂钩。

锉刀磨过木头，嘶啦，嘶啦，一下，又一下。

刘振彪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久到煤油灯的油快烧干了，火苗开始变小，屋里暗下来。他忽然转身，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没关，晨雾涌进来，带着深秋的寒意。

陈建国没抬头，只是继续锉那个挂钩。他锉得很用力，木屑纷飞，有些溅到他脸上，痒痒的，他没管。

嘶啦，嘶啦。

挂钩终于磨好了，光滑圆润，可以挂衣服了。

他把它拿起来，对着光看。灯光很暗，但他还是能看见，挂钩的弧度很漂亮，像新月。

他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放进那堆待卖的木器里。

下午，陈建国去了趟学校。

学校在村东头，是座老祠堂改的，青砖黑瓦，门口有棵大榕树，要三个人才能合抱。

他走到校门口时，正好是课间，孩子们在操场上疯跑，喊叫声、笑声混在一起，吵得人头疼。

他没进去，就在校门外等着。

门房是个老头，认识他，探头出来问：“找晓芬？”

陈建国点点头。

老头朝操场喊了一嗓子：“陈晓芬！有人找！”

晓芬从一群女孩子中间跑过来，校服洗得发白，但很干净。

她跑到门口，看见陈建国，愣了一下：“哥？你咋来了？”

“没事，”陈建国说，“路过，看看你。”

其实不是路过。他是专程来的，想跟老师说说，再宽限几天。

可这话他说不出口，尤其是在妹妹面前。

兄妹俩站在校门口，一时都没说话。

操场上，别的孩子还在疯跑，有个男孩穿着崭新的运动服，脚上是白球鞋，在玩一个彩色皮球。

皮球弹得很高，落下时砸在地上，发出砰砰的响声。

“哥，”晓芬忽然开口，声音很小，“我们班李娟……她爸给她买了新书包，红色的，上面有米老鼠。”

陈建国“嗯”了一声。

“王老师说，”晓芬继续说，头低着，看着自己的布鞋鞋尖，“下周一要是还交不上学费，就、就不能参加期中考试了。”

陈建国觉得喉咙发紧，像被什么东西勒住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哥想办法”，可这话他说过太多次，连自己都不信了。

“陈晓芬！”操场上有人喊，“快过来！跳皮筋了！”

晓芬抬起头，朝那边看了一眼。

喊她的是个扎马尾辫的女孩，也穿着新运动服，手里拿着皮筋，在朝她招手。

“去吧，”陈建国说，“好好上课。”

晓芬点点头，转身往操场跑。

跑了几步，又回头看他：“哥，你……你早点回家。”

陈建国挥挥手，看着她跑回那群女孩子中间。

马尾辫女孩把皮筋递给她，她接过，熟练地撑开，另一个女孩开始跳。

一、二、三、四……马尾辫女孩数着数，声音清脆。

他看了会儿，转身要走。

就在这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哄笑声。

“陈晓芬，你这鞋都开口了还跳啊？不怕摔跤？”是个男孩的声音，有点尖。

陈建国猛地回头。

看见那个穿白球鞋的男孩正指着晓芬的脚，脸上带着笑，那笑不怀好意。晓芬的布鞋确实开口了，在鞋帮和鞋底连接的地方，裂了一道缝，她用线缝过，但线已经磨断了，裂缝张着嘴，像在嘲笑什么。

晓芬僵在那里，脸一下子红了，红到耳朵根。

她下意识地把脚往后缩，可裂缝还在那儿，所有人都看得见。

“王涛！你说什么呢！”马尾辫女孩叉着腰，朝男孩吼。

“我说实话啊，”叫王涛的男孩耸耸肩，“本来嘛，鞋都破成这样了，还穿来上学。哎，陈晓芬，你哥不是木匠吗？让他给你做双木鞋啊，反正木头不要钱！”

哄笑声更大了。有几个男孩跟着起哄：“木鞋！木鞋！”

晓芬站在那儿，低着头，肩膀开始发抖。

陈建国看不见她的脸，但他知道，她哭了。

他迈步想过去，可脚像钉在地上，动不了。

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那些笑声，尖利的，刺耳的，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

“都干什么呢！”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是班主任王老师。

她四十多岁，戴着眼镜，手里拿着教案，从办公室方向走过来。

孩子们一哄而散。王涛吐了吐舌头，抱着皮球跑了。

马尾辫女孩拉着晓芬，小声说着什么。

晓芬点点头，抹了把脸，跟着她走了。

王老师走到校门口，看见陈建国，愣了一下：“晓芬哥哥？你怎么在这儿？”

陈建国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是为了学费的事吧？”王老师叹了口气，推了推眼镜，“我也没办法，学校规定的。你是不知道，咱们乡中学经费紧张，校长也难……”

“我交。”陈建国听见自己说，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下周一，我一定交。”

王老师看着他，眼神复杂：“晓芬哥哥，我不是逼你。可学校有学校的难处，你也理解理解。晓芬是个好孩子，成绩也好，要是因为这点钱耽误了，多可惜啊。”

“我知道。”陈建国说，“我一定交。”

他又重复了一遍，像是在说服自己。

王老师没再说什么，只是点点头，转身进了学校。

陈建国站在校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教室拐角，然后他转过身，往回走。

脚步很沉，一步，一步，踩在土路上，扬起细小的灰尘。

灰尘在午后的阳光里飞舞，亮晶晶的，像无数细碎的金屑。

他走得很慢，脑子里全是晓芬那双开了口的布鞋，还有那些笑声，那些眼神。

他知道，那些孩子不是故意的，他们只是不懂。

不懂一双新鞋对有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懂开口的布鞋要用多少勇气才能穿出门。

可他就是难受。难受得像心口压了块石头，喘不过气。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母亲在灶屋做饭，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袅袅地升上去，融进暮色里。

陈建国没进屋，先去看了父亲。

陈守业醒着，靠在床头，眼睛望着窗外。

窗外是院子，院里那棵老槐树在暮色里只剩下个剪影。

“爹。”陈建国喊了一声。

陈守业没回头，只是“嗯”了一声。

陈建国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看着父亲。

父亲瘦了很多，脸颊凹下去，颧骨凸出来，眼窝深陷，里面没什么神采。

“今天感觉咋样？”陈建国问。

“老样子，”陈守业说，“痒。”

腿上的石膏开始发痒，这是骨头在长的征兆。

可痒比疼还难受，抓不着，挠不到，只能硬扛。

父子俩沉默了一会儿。

屋里没点灯，光线很暗，只能看见彼此的轮廓。

“建国，”陈守业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你……是不是有事？”

陈建国心里一紧：“没……没事。”

“别瞒我，”陈守业转过头，看着他。暮色里，那双眼睛显得特别深，像两口井，“你是我儿子，你心里有事，我看得出来。”

陈建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手上全是茧，虎口处最厚，是常年握刨子磨出来的。这双手会刨木头，会打家具，会做各种精巧的榫卯，可就是挣不来妹妹的学费，治不好父亲的腿。

“爹，”他听见自己说，声音哑得厉害，“我……我想出去。”

陈守业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去南方，”陈建国继续说，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刘振彪说，那边能挣钱。一个月……一个月能挣好几百。”

他说完，屏住呼吸，等着父亲的责骂，等着那句“你敢走，我打断你的腿”。可等了很久，什么也没等来。陈守业只是转回头，继续望着窗外。

天色更暗了，远处的山峦变成了深青色，像用浓墨画出来的。

归巢的鸟从天空飞过，发出嘎嘎的叫声。

“树挪死，”陈守业忽然说，声音飘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人挪活。”

陈建国猛地抬起头。

“你爷爷那辈，”陈守业慢慢地说，眼睛还望着窗外，“闹饥荒的时候，也出去过。去江西，去福建，给人打家具，换口饭吃。后来世道好了，才回来。”

他顿了顿，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是痰卡住了。

陈建国赶紧起身倒水，递过去。

陈守业喝了一口，缓了缓，接着说：“手艺是根，人也是根。可根扎得太深，有时候……会把自己困死。”

陈建国看着父亲，看着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男人。

他忽然发现，父亲老了。不是摔断腿之后才老的，是很久以前就开始老了，只是他一直没注意。

“晓芬的学费，”陈守业说，“我床底下，有个铁盒子。你拿出来。”

陈建国愣了一下，然后弯腰，从床底下拖出那个铁盒子。

盒子是装饼干的，锈迹斑斑，锁已经坏了。

他打开，里面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几张粮票，几枚毛主席像章，还有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毛票。

他数了数，十三块七毛五。

“就这些了，”陈守业说，“本来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的。”

陈建国攥着那叠毛票，纸钞被汗水浸湿了，粘在一起。

他一张张揭开，展平，叠好。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

“爹，”他开口，声音哽住了，“我……”

“去吧，”陈守业打断他，终于转过头，看着他。

暮色里，那双眼睛里有东西在闪，像是泪，又像是别的什么，“出去闯闯，别像我，一辈子……就困在这了。”

陈建国低下头，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来，滴在手背上，烫得他浑身一颤。

他用力咬住嘴唇，咬到嘴里有了血腥味，才把那股酸涩压下去。

“我会回来的，”他说，每个字都咬得很重，“挣了钱，治好你的腿，供晓芬念书。我会回来的。”

陈守业没说话，只是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那只手很瘦，青筋毕露，没什么力气，可拍在肩上，却重得像山。

夜深了。

陈建国躺在自己那张小床上，睁着眼睛看房顶。

房顶是木板搭的，年久失修，有几处漏雨，留下深色的水渍，形状像地图。

他睡不着，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会儿是晓芬那双开了口的布鞋，一会儿是王涛那刺耳的笑声，一会儿是父亲说的“树挪死，人挪活”，一会儿是刘振彪脸上那块淤青。

最后，所有的画面都淡去，只剩下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

他翻身下床，摸黑走到木工房没点灯，月光从窗户漏进来，在地上投出一方清辉。

他走到木工台前，伸手摸到那把红木刨子。

刨子冰凉，触手却温润。他握着它，在月光下细细地看。

刨身上的纹路在月光里显得格外清晰，像流水，像云纹，也像某种古老的文字，记录着陈家四代木匠的故事。

他看了很久，然后找来一块干净的油布，把刨子仔仔细细包好。

包了三层，用麻绳扎紧，打上死结。

接着，他翻出自己那个破旧的帆布包。

包是前年去县里比赛时发的，印着“青田县青年木工技能大赛”的字样，已经褪色了。

他把包里的东西都倒出来：几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一条毛巾，半块肥皂，还有一本掉了封面的《木工入门》。

他把油布包放进包的最底层，压得实实的。

然后开始收拾其他东西：

衣服叠好，鞋子塞在两边，毛巾肥皂放在夹层。

最后，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深圳地图——是刘振彪昨天偷偷塞给他的，已经揉得皱巴巴的。

地图展开，是一张简陋的示意图，上面用红笔画了几个圈，写着“工厂区”“劳务市场”之类的字。

他看不懂，但他知道，那是南方，是深圳，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他把地图叠好，塞进衣服口袋里。

然后背上包，试了试重量。不重，但也不轻，压在肩上，沉甸甸的。

他走出木工房，走到院子里。

月光很好，照得地上明晃晃的，像铺了一层霜。

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投在地上，枝桠交错，像一张网。

他在树下站了一会儿，然后迈开步子，朝院门走去。

手搭在门闩上时，他停顿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

木工房黑着，灶屋黑着，父母的房间也黑着。

只有妹妹那间小屋的窗户，还透出一点微弱的光——她在复习功课。

陈建国看着那点光，看了很久。

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拉开院门，走了出去。

门在身后轻轻合上。

刘振彪家离得不远，隔了三条巷子。

陈建国走到时，看见屋里还亮着灯。

昏黄的灯光从窗户透出来，在院子里投出一片模糊的光晕。

他站在院墙外，没立刻进去。

心跳得很快，咚咚咚，像擂鼓。

他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用疼痛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他抬手，敲门。

门很快开了，刘振彪站在门口，披着件外套，脸上带着惊讶：“建国？你怎么……”

“一起走。”陈建国打断他，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他自己都意外。

刘振彪愣住了，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

月光照在他脸上，那块淤青显得更紫了，嘴角的痂像条黑色的虫子。

“你说……什么？”他问，声音发颤。

“我说，”陈建国一字一顿，清晰地说，“一起走。去深圳。”

刘振彪的眼睛一点点睁大，里面有什么东西亮起来，像被点燃的火星。

他猛地抓住陈建国的胳膊，抓得很紧，指甲几乎掐进肉里。

“你……你想通了？”他问，声音抖得厉害。

陈建国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刘振彪忽然笑了，那笑容开得很大，扯到嘴角的伤口，疼得他龇牙咧嘴，可他还是笑，笑得肩膀都在抖。

他松开手，转身朝屋里喊：“爹！娘！建国要跟我一起走了！”

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是刘大勇的咳嗽声和吴翠花的惊呼声。

陈建国没进去，就站在院子里，看着刘振彪冲进屋里，很快又冲出来，手里拎着那个蓝布包。

“车票我买好了！”刘振彪把包背上，兴奋得像个孩子，“后天早上六点的车，从县里发！咱们明天就得走，晚上住县里招待所，五毛钱一晚上，我带你去！”

陈建国“嗯”了一声，看着他。

刘振彪脸上那块淤青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他想问是怎么弄的，但最终没问。

有些事，不必问。

“那……那你爹那边？”刘振彪忽然想起什么，迟疑地问。

“说好了。”陈建国说，顿了顿，又补充，“我爹……同意了。”

刘振彪长长地舒了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他拍拍陈建国的肩膀，力道很大：

“好兄弟！我就知道！咱们一起去，一起挣大钱！挣了钱，给你爹治腿，给晓芬交学费，给我爹买酒……买最好的酒！”

他说得眉飞色舞，眼睛里闪着光，那光是热的，烫的，能把黑夜都照亮。

陈建国看着他，忽然觉得，也许他是对的。

也许南方真的有出路，也许真的能挣到钱，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

也许。

“走吧，”刘振彪揽住他的肩膀，“回去收拾收拾，明天一早，村口见！”

陈建国点点头，转身往回走。

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刘振彪还站在门口，朝他挥手，笑得见牙不见眼。

月光很亮，照得土路一片银白。

陈建国沿着来路往回走，脚步很稳，一步，一步。

帆布包压在肩上，有点沉，但他觉得，自己能扛得住。

走到家门口时，他停下脚步，抬头看了看天。

月亮已经偏西了，星星很密，一颗挨着一颗，像撒了一把碎银子。

他看了很久，然后推门进去。

木工房里，煤油灯还亮着，火苗很小，一跳一跳的，像随时会熄灭。

他走到木工台前，看着台上那些工具：

刨子、凿子、锯子、锉刀……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在昏黄的光线下泛着金属和木头特有的光泽。

他伸出手，轻轻抚摸过每一件工具。

触感是熟悉的，冰凉，坚硬，带着岁月磨砺出的温润。这些工具陪了他两年，七百多个日夜，他熟悉它们每一个的手感，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指。

最后，他的手指停在那把红木刨子上。

油布包得很严实，摸上去只有柔软的布料质感，但他知道，里面包着什么。

那是陈家的根，是四代人的传承，是他十九年人生的全部重量。

他看了很久，然后吹熄了灯。

屋里陷入黑暗，只有月光从窗户漏进来，在地上投出一方清辉。

陈建国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出木工房，轻轻带上了门。

门合上的瞬间，他听见里面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息。

不知是谁的。

（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