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崎之功，如一块浸血的砥石，将木下藤吉郎这个名字磨出了不容忽视的锋芒。织田信长论功行赏，赐其近江长滨城，领浅井故地一部，年俸骤增至数万石。自此，“木下”之姓改为“羽柴”，取丹羽长秀与柴田胜家姓名中各一字，既是恭维两位重臣，亦暗含跻身其列的野心。羽柴藤吉郎，正式以大名身份，立于织田武家序列之中。
长滨城毗邻琵琶湖北岸，控扼要道。藤吉郎赴任之初，领地历经战乱，民生凋敝，豪族心怀两端。他展现出的，却是与战场急智迥异的治理才能。下令轻徭薄赋，招揽因战乱流离的百姓开垦荒地；凭借早年商旅见识，鼓励湖畔渔业、市集贸易，甚至亲自调解商事纠纷。他不用严刑峻法，而多以劝诫、利诱甚至巧妙的笑谈化解矛盾。不过一两年，长滨便显出远胜从前的生机。这些政绩，通过信长遍布各地的耳目，悄然传入清洲。
信长对藤吉郎的任用，也随之变得更具战略性，常赋予其需独当一面、却又非正面强攻的使命。平定伊势余孽时，藤吉郎负责调略当地豪族，以金帛、承诺分化瓦解，不动刀兵而使数城归附。征讨越前一向一揆，他承担大军粮秣转运，在复杂山地与恶劣天气中，竟能维持补给线基本畅通，其组织之能令负责正面攻杀的柴田胜家亦不得不依仗。
天正三年（1575），长筱合战前夕，信长亟需摸清武田胜赖的战备与行军意图。此等深入敌境的细作工作，危险至极，非死士与智士不能为。藤吉郎主动请缨，率少数精锐化装成商旅、僧侣，潜入三河、远江交界地带。他们不仅探得了武田军部分动向，更通过观察民情、收购物资等蛛丝马迹，判断出武田家因连年征战，财力已显疲态。这份情报，与战场上的铁炮三段击同样重要，它让信长更确信了决战的时机。
藤吉郎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总能将信长抽象的、甚至苛刻的命令，转化为具体可行的路径。信长欲联络丹波的黑井城豪族，只给了一个名字。藤吉郎便能通过商人网络，找到与该豪族有旧的中介，摸清其喜好与困境，备下恰如其分的礼物与说辞，最终不费一兵一卒，使其在关键时刻保持中立。这类任务无关阵前斩将夺旗，却如润滑剂与黏合剂，默默支撑着织田家这台日益庞大的战争机器高效运转。
他的地位在织田家内部，也悄然发生着微妙变化。昔日轻蔑唤他“猴子”的同僚，如今多改称“筑前守”（其受封的官位）。尽管柴田胜家等谱代重臣仍视其为“幸进之徒”，心底不无芥蒂，但在军议之上，已无人敢公然质疑其发言的分量。信长偶尔会当众询问他的意见，所涉范围远超其本职。一次评定会上，关于是否应接受某大名的求和，众人争执不下。信长忽然转向末席的藤吉郎：“筑前，你以为如何？”
藤吉郎并未直接回答战和，而是分析了该大名领地的物产、其与周边势力的恩怨、以及若武力攻取所需耗费的兵粮时日。最后他道：“此人如泽中老苇，根浅易折。今岁歉收，其领内必生暗隙。不妨暂允其和，来年待其内溃，或可不战而屈。”信长听罢，嘴角微扬，未置可否，但最终采纳了暂缓进攻的策略。此举无形中彰显了藤吉郎的见识已触及战略层面。
信长对他的目光，也日益复杂。欣赏其才具是真，利用其出身低微故而绝对依赖己方也是真。他将藤吉郎置于与柴田、丹羽等旧臣若有若无的对立位置，使其彼此制衡。藤吉郎深谙此道，对信长愈发恭谨勤勉，对同僚则礼数周全却保持距离，只与类似出身的蜂须贺小六、弟弟羽柴秀长等结为紧密腹心。他如同一株藤蔓，紧紧缠绕着信长这棵巨树向上生长，同时将根须深深扎入那些被主流忽视的土壤。
天正八年（1580），信长基本平定本州中部，目光投向西国。他任命藤吉郎为“中国方面军”总大将，赋予其攻略毛利家的全权。此任命震动织田家内外。中国地方辽阔，毛利氏根基深厚，是信长霸业最后的强敌之一。将此重任交给非谱代出身的藤吉郎，既是无以复加的信任，亦是将其置于最炽烈的功过炉火之上炙烤。
赴任前夕，信长在安土城天守设宴饯行。席间，信长少有地感慨：“自我而起兵，廿余年矣。旧日袍泽，或殁于阵，或老于牖下。筑前，汝自提草鞋时随我，至今竟可独当一面。西国之事，尽付于汝。勿负我望。”
藤吉郎伏身，额头触地，声音沉静而坚定：“臣，必竭犬马之劳，为主公取得西国之地，以报知遇之恩。”
那一刻，信长的目光如鹰，穿透殿内的烛火与烟气，落在伏地的身影上。那目光中，有托付，有期待，或许，也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对这股野蛮生长力量的审慎。而藤吉郎，在信长看不见的俯首之下，眼底燃烧的，是终于触碰到核心权柄的炽热，与即将面对广袤天地的昂扬野心。中国征伐，将是他脱离“信长之器”的阴影，真正向天下证明自己“器量”的试炼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