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黄昏来得很快。
江澈送走当天最后一位病人，站在窗边看着梧桐叶子一片一片往下掉。县城的傍晚很安静，远处有火车经过，汽笛声拖得很长，像什么人叹了口气。
偏头痛准时来了。
他习惯性地用右手食指和中指敲击桌面——咚、咚、咚。三下，不多不少。这是2008年留下的毛病，那时候高考考场有钟，每秒钟滴答一下，他做一道大题要敲三下桌子。后来钟不在了，毛病留了下来。
左手腕上的表还停在3点17分。
这块表是父亲的遗物，1998年父亲出车祸那天，表摔坏了，修好之后一直走得很准。2008年6月7日下午3点17分，它突然停了。换了电池，修了机芯，它就是不走。后来江澈不修了，就让它停着。
他起身关灯。镜子里的自己也跟着暗下来。
但镜子里还有别的东西。
江澈没回头：“老周，你又来了。我说过，我看得见你们。”
镜子里，一个穿90年代工装的中年男人站在他身后。半透明，像水里的倒影被风吹皱了一块。那是周建国，县档案局的科员，再过几个月就退休了。
这是老周第三次来。
第一次是在一个月前，他站在咨询室门口抽了半包烟，最后没进来。第二次他进来了，坐了一个小时，一句话没说，走的时候眼眶红着。这是第三次。
老周从镜子里走出来，坐在沙发上。他穿着洗变形的白衬衫，口袋里揣着工作证，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
“江老师，”他说，“我想求您件事。”
江澈打开灯，给他倒了一杯温水。搪瓷杯上印着“先进工作者”，是上一任房主留下的。
“我说过，我是心理咨询师，不是神棍。”江澈把水放在他面前，“你那些梦，只是梦。”
“不是梦。”老周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我每天晚上都梦见1994年的火车站。梦见我上了那趟车，去了深圳。梦见我发财了，当老板了，开着小汽车回县城。然后我就醒了，发现自己还躺在那间二十平米的房子里，墙皮都掉了。”
他的手开始抖：“江老师，我不求改变什么。我知道过去改不了。我就想知道——那条路上，到底是什么样？”
江澈沉默着。
他的偏头痛更厉害了，太阳穴像有人在用锤子敲。每次老周来，头痛都会加重。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的能力在提醒他，这个人身上有很深的执念，深到可以“看见”。
但他不想再用那个能力。
2020年从BJ回县城开这间咨询室，他告诉自己，只做正规的心理咨询，不开“天眼”，不碰“执念”。但那些执念深的人，总会自己找上门来。像老周这样的。
“江老师，”老周突然从沙发上滑下来，跪在地上，“我求您了。我52了，这辈子没过过一个踏实觉。我不怕那条路上苦，我就怕我到死都不知道——当初如果去了，会是什么样。”
江澈看着他。
52岁的人，头发秃了大半，剩下的花白着。白衬衫的领子磨破了，袖口起了毛边。跪在地上，膝盖磕在瓷砖上，咚的一声。
江澈伸手去扶他。
就在他的手碰到老周手腕的那一刻——
偏头痛像炸开一样。
他看见1994年的火车站。绿皮火车冒着白汽，月台上挤满了人。年轻的老周穿着借来的西装，攥着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眼睛里全是光。
然后他看见自己。
不是现在42岁的自己，是2008年的自己——18岁，穿着县一中的校服，站在月台的角落里，盯着这边看。
江澈想松手，但手像被粘住了。
1994年的汽笛声越来越响，盖过了2024年的所有声音。咨询室的墙壁开始褪色，沙发消失了，窗外的梧桐树变成了月台上的柱子。
老周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江老师……这是……”
江澈闭上眼。
等再睁开的时候，他已经站在1994年的火车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