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分地第一章腊月的火堆
一九六二年的冬天，浙中的山里下了几场雪。
雪不大，薄薄地覆在山梁上，太阳一出就化了，露出底下青黑的松林和赭黄的山土。清江从大山深处流出来，绕着山脚拐了几个弯，流过几个村庄，往北边去了。春江村就蹲在江边的一个山坳里，几十户人家，土坯房挨着土坯房，炊烟从瓦缝里钻出来，在冷空气里直直地往上升，升到半空被风吹散。
腊月里天短，太阳还没落山，江面上就起了雾气。雾气贴着水皮子慢慢地飘，把对岸的村子遮得模模糊糊的。
陈永年蹲在生产队部的墙根下，袖着手，等老支书喊他。墙是土坯的，晒了一天的太阳，这会儿还有点儿热乎气。他把后背往墙上靠了靠，眯着眼睛看江面。
江是清的。腊月里水浅，能看见底下的石头，圆的扁的，大大小小，被水流冲得光溜溜的。江边那块地这会儿荒着，稻子早就收了，只剩下一茬茬的稻茬子，在风里瑟瑟地抖。但陈永年知道，那块地是乱的。
上游村和下游村为了那块插花地，吵了几十年。土改那会儿没吵清楚，合作化那会儿搁下了，现在要分地，又翻出来了。老支书让他去一趟，看看能不能给调调事。他说不会。老支书说不会就学。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巴掌大，土黄色的封皮，里面是白纸。本子是新的，边角齐整，封面还带着供销社柜台的潮气。前几天去供销社买的，三分钱一本。供销社的老周说这纸是处理品，有点皱，但不耽误写字。他犹豫过，九分钱能买两个鸡蛋呢。鸡蛋是舍不得吃的，攒着换盐。后来还是买了三本。但老支书让学，学了总得记下来。
他把本子在手里掂了掂，又揣回口袋里。他不知道，这个本子会陪他一辈子，一记就是六十年。
广播响了，放的是《东方红》。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震得嗡嗡响，声音在山谷里荡来荡去。生产队部的门开了，一个人探出头来，是会计小孙，年轻，戴着一副眼镜，镜片厚得跟瓶底似的。他朝陈永年招招手：“永年哥，老支书叫你。”
陈永年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土是干的，一拍就起灰，在夕阳里飘着。他往门里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江面。太阳快落了，江水被染成橙红色，雾气在江面上慢慢地飘。水流得慢，看不出急。但水下的事，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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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部里生着一堆柴火，火苗舔着木头，噼里啪啦地响，一屋子暖烘烘的柴烟味。墙边靠着几张条凳，都磨得发亮，是不知道多少人坐出来的。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还贴着几张奖状，是去年公社发的，表扬生产队粮食产量高。
老支书坐在火堆旁边，面前放着一个搪瓷缸，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边上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黑色的铁。他六十来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但眼睛亮，看人的时候直直的，能把人看穿。看见陈永年进来，老支书把缸子往旁边推了推，腾出一块地方。
“坐。”老支书说。
陈永年在他对面坐下。条凳硬，硌屁股。他把本子放在膝盖上，等着老支书说话。
老支书没急着说，拿起火钳，拨了拨火堆里的柴。火烧得正旺，火苗子窜上来，烤得人脸发烫。火堆上架着一把铝壶，壶嘴里滋滋冒着白气，水开了。
“插花地的事，你听说了？”老支书问。
陈永年点点头。
老支书把缸子端起来，没喝，又放下了。他看着火堆，沉默了一会儿。
“老葛早上来找我，”他说，“老葛你认识，上游村的队长，脾气倔，认死理。他站在那儿说了半个时辰，从土改说到现在，说得唾沫星子乱飞。他说那块地是他爷爷开荒开出来的，土改那会儿分给他们村，文书还在公社备着案，红戳子盖得清清楚楚。我给他倒了三回水，他一口没喝。”
“老方也来过，”老支书接着说，“下游村的，话不多，但主意正。他就说了三句话：田埂是我们修的，修了一百多年。当年修田埂，我爷爷挑断了三根扁担，我爹手上磨出的茧子到现在还在。没有我们的田埂，他们的地早被水冲了。地是他们的，但田埂是我们的。三句话说完，他就走了。”
老支书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水，水烫，他咂了咂嘴，又把缸子放下。
“两个人，一个说地是他们的，一个说田埂是他们的。吵得我头疼。”
陈永年还是没说话。
老支书看了他一眼：“你怎么看？”
陈永年没急着接话。他看着火堆，停了一会儿，才说：“我没去看过。”
老支书点点头：“对，没去看过，不能瞎说。”他顿了顿，又说，“你去一趟。看看那块地，听听他们怎么说，回来再告诉我。”
“我不会调事。”陈永年说。
“不会就学。”老支书说，“你爹当年当公道人，也是一点点学的。你跟着他下过地，见过他给人评理，心里有数。”
陈永年不说话了。他想起父亲。父亲陈祖德是土改时候的积极分子，分地那会儿，他扛着尺子，满村跑，量地、插牌子、写文书，一天走几十里路。后来合作化，他又带头入社，把自己分的地交出去。父亲没读过书，认不了几个字，但他心里有一杆秤，什么事都掂量得清清楚楚。村里人有个磕磕碰碰，都来找他给评评理。
“你爹那杆秤，”老支书说，“你也得学着使。”
陈永年点点头。
老支书又拿起火钳，拨了拨火。火星子飞起来，在空中飘了飘，灭了。他没管，只是看着火堆，像在想什么事。
屋里安静下来，只有柴火噼啪的细微声音。窗外的天黑了，屋里更显得亮，火光把人的影子照得老大，在墙上晃来晃去。
“你记着，”老支书说，声音低下来，“调事不是判案子，是让人把话说出来。说出来，气就消一半。气消了，事就好办了。”
陈永年又点点头。
“你去的时候，别急着说谁对谁错。先听。听他们把话说完。听完了，你再看。看明白了，再想怎么办。”
陈永年说：“要是看不明白呢？”
老支书笑了，笑容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很温和：“看不明白就再看。那块地在那儿，又跑不了。你一天看不明白，就看两天；两天看不明白，就看三天。看明白了为止。”
陈永年想了想，说：“要是看了三天还不明白呢？”
老支书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像是满意，又像是别的什么。他放下火钳，拍了拍手上的灰，说：“那你就跟你爹一样了。”
陈永年没听懂。
老支书说：“你爹当年给人评理，一件最难的事，他前前后后跑了五天。跑完回来，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什么话？”陈永年问。
老支书看着火堆，慢慢说：“他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地好分，活的人难调。调人比分地难。”
陈永年愣住了。
老支书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水，又说：“你娘做的西施豆腐，你爹最爱吃。那豆腐看着简单，做起来讲究——水多了稀，水少了稠，火候不到不嫩，火候过了就老。调事跟做豆腐一样，得刚刚好。”
陈永年没说话，但这句话他记住了。
柴火噼啪响了一声，炸开一朵火星子，在空中飘了飘，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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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支书站起来，走到墙边，从挂钩上取下一盏煤油灯。他摇了摇，听见里面有油，划了根火柴点着，递给陈永年：“拿着。天黑，路上照个亮。省着点用，这个月的煤油快没了。”
陈永年接过煤油灯。灯是玻璃罩的，底下一个铁皮油壶，拎着沉甸甸的。
“明天去？”老支书问。
陈永年点点头。
“去吧。”老支书说，“早去早回。”
陈永年站起来，往门口走。走到门口，他回过头，问了一句：“老支书，老葛和老方，谁占理？”
老支书正往火堆里添柴，听见他问，停下手里的动作。他没回头，只是看着火堆，半天没说话。火光照着他的背影，忽明忽暗的。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都占理。”
陈永年等着他往下说。
“也都不占理。”老支书说。
说完，他把柴添进去，坐回条凳上，端起搪瓷缸喝水，不再说话了。
陈永年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火堆的光把他的影子照得很大，几乎占了半面墙。影子一动不动的，像一尊雕像。
他忽然觉得手里那盏煤油灯沉了一些。不是灯沉，是话沉。都占理，也都不占理——那理在哪儿？他没想明白，但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心里，涟漪一圈一圈往外荡。
他推开门，走进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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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已经全黑了。腊月的天黑得早，太阳一落，天地就合上了。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稀稀拉拉的，冷得像冻住了。
陈永年提着煤油灯往回走。灯芯燃着，透过玻璃罩发出昏黄的光，只能照亮脚底下一小块地方。他走得慢，怕踩到什么。路上有冻硬的牛粪，有坑坑洼洼的泥坑，有被踩实的雪。白天看着都平常，夜里就成了陷阱。
他走到木桥边，停下来。
木桥架在清江上，窄窄的，只能走一个人。桥板是松木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响，桥下的江水哗哗地流，在黑夜里听得分外清楚。他举起灯照了照，桥板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滑溜溜的。
他小心地走上桥。每走一步，桥就晃一晃。他一手提着灯，一手扶着桥边的绳子，一步一步往前挪。走到桥中间，他又停下来，往下看。
江水在灯光的映照下黑沉沉的，看不见底，只能听见声音。水是黑的，他不知道底下有什么。水从上游来，经过桥下，往下游去。流了多少年，谁也说不清。他想起父亲说过，这座桥是他爷爷那辈人修的，修了整整一个冬天。那时候没有水泥，就用石头和木头，硬是架起了一座桥。
“你爷爷说，”父亲那时候告诉他，“有江就得有桥，有桥才能过去。过去过来，过来过去，日子就过下去了。”
他站在桥上，听着水声，想着父亲的话。风从江面上刮过来，比白天还冷，刀子似的往脸上割。他打了个哆嗦，继续往前走。
下了桥，再走一截路，就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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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三间土坯房，坐落在村子中间。院墙是石头垒的，矮矮的，一抬腿就能跨进去。院子里堆着柴火，码得整整齐齐的，是秋天他上山砍的，够烧一冬天。但今年雨水多，柴不够干，烧起来烟大，不经烧。秀英说过好几回了，开春后得再上一趟山。
他推开院门，门轴吱呀响了一声。堂屋的窗户里透出光，昏黄的，也是煤油灯的光。他知道秀英还没睡，在等他。
他把煤油灯吹灭，挂在院门边的钉子上，推门进屋。
秀英正坐在灶台边纳鞋底。灶膛里烧着柴火，火光映在她脸上，红红的。听见门响，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回来了？”
“嗯。”
“吃饭了没？”
“吃了。生产队部吃的。”其实是没吃，但他不想让她操心。
秀英放下鞋底，站起来，走到灶台边，掀开锅盖。锅里温着一碗稀饭，米少水多，清汤寡水的，能照见人影。旁边蒸着一碗霉菜梗，是夏天腌下的老苋菜梗，一直吃到现在。她把稀饭端出来，放在桌上：“再吃点。生产队部那点东西，吃不饱。”
陈永年没再推辞，坐下来，端起碗。稀饭是温的，寡淡，但热乎，喝下去胃里暖了。他夹了一筷子霉菜梗，咸，硬，咬起来咯吱咯吱的，能把稀饭顺下去。霉菜梗是去年的，吃到现在已经没啥味道了，但总比光喝稀饭强。他心里清楚，米缸快见底了，秀英省着煮，一碗稀饭里捞不出几粒米。
秀英又坐回灶台边，拿起鞋底，继续纳。她纳得快，针线在她手里翻飞，一针一针，密密实实的。纳几下，会把针在头发上蹭一蹭，让针更滑溜。纳完几行，她会把鞋底举起来，对着煤油灯照一照，眯着眼睛看针脚匀不匀。灯芯的光晃在她脸上，照得她的侧影一明一暗的。
陈永年看着她，忽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本子，放在桌上。
秀英看了一眼：“买的？”
“嗯。三分钱。”
“买本子做什么？”
陈永年喝了一口稀饭，说：“老支书让我去给老葛和老方调调事。我记性不好，怕忘了，买个本子记下来。”
秀英停下针线，看了他一眼：“你会调事？”
陈永年顿了一下：“不会。”停一停，又说，“老支书说，不会就学。”
秀英没再问，继续纳鞋底。针穿过鞋底的声音，细细的，有规律的，像夜里的虫鸣。
陈永年喝完稀饭，把碗筷收了。他走到水缸边，舀了一瓢水，把碗冲了冲，放回碗柜里。然后他坐到秀英旁边，看着纳鞋底。
“给谁纳的？”他问。
“你。”秀英说，“你那双鞋底快磨破了。今年第三双了。”
陈永年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鞋帮子还好，鞋底确实薄了，能看见里面的布。他笑了笑：“你眼睛尖。”
秀英没理他，继续纳。纳了几下，她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忽然问：“明天去多久？”
陈永年说：“不知道。看情况。”
秀英点点头，没再问。针穿过鞋底的声音，细细的，一下一下的。
屋里安静下来。灶膛里的柴火慢慢暗下去，只剩下一堆红通通的炭火。煤油灯芯烧得久了，结了灯花，光暗下去。秀英用针挑了挑，火苗又旺起来。
陈永年看着灯芯，忽然说：“今天老支书跟我讲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调事不是判案子，是让人把话说出来。说出来，气就消一半。”
秀英点点头：“老支书说得对。”
“你怎么知道对？”陈永年问。
秀英停下针线，看了他一眼：“我娘活着的时候，跟我爹吵架，吵完就来找我说。说完就好了。要是不说，能气好几天。”
陈永年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秀英又说：“你明天去调事，别急着说话。先听人家说。听完了，再说。”
陈永年笑了：“你跟老支书说的一样。”
秀英没笑，继续纳鞋底。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问：“那块地，你去过没有？”
“小时候去过。”陈永年说，“跟着我爹。”
“你爹怎么说？”
陈永年想了想，说：“我爹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开的。”
秀英点点头，没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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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越来越深了。窗外的风刮得更紧，呜呜地响，把窗纸吹得一起一伏的。灶膛里的火彻底灭了，屋里越来越冷，从门缝窗缝里钻进冷气，丝丝缕缕的。
秀英纳完最后一针，把鞋底放在一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她说：“睡吧。明天还有事。”
陈永年点点头，站起来，去把门闩上。他把煤油灯吹灭，屋里一下子黑了。
他摸黑走到床边，躺下来。秀英也躺下来，两个人隔着一点距离，谁也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秀英翻了个身，背对着他。又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均匀了，睡着了。
陈永年没睡着。他睁着眼睛，看着黑暗里的屋顶。屋顶是木头的，梁是松木的，椽是杂木的，上面铺着苇箔，再上面是泥和瓦。这些他都清楚，闭着眼睛也能想出来。
但他想的不是屋顶。他想的是那块地，想的是老葛和老方，想的是父亲的话，想的是老支书的话。这些话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转成一团乱麻。
他想起父亲说过的那句话：“地是死的，人是活的。”
死的地好分。丈量一下，插个牌子，写个文书，就分了。但活的人呢？老葛有老葛的理，老方有老方的理。两个理撞在一起，谁对谁错？
他想起父亲说的另一句话：“调人比分地难。”
难在哪儿？他想不明白。
他翻了个身，侧躺着。窗外的风声小了，呜呜咽咽的，像谁在哭。被子薄，冷气从底下往上钻。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肩膀。
迷迷糊糊的，他好像又看见了那块地。地在清江边上，三亩来大，方方正正的，四周是田埂。田埂是下游村的，又高又宽，上面长着草。地是上游村的，种着冬小麦，这会儿还没返青，黄拉拉的。
他站在田埂上，看着那块地。地中间有一个人，背对着他，看不清是谁。他想走过去，但腿迈不动，像被什么定住了。他想喊，但喊不出声。
那人慢慢转过身来。
是他父亲。
父亲看着他，不说话。他想喊“爹”，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喊不出来。他想追过去，腿像被钉在地上，迈不动。父亲指了指脚下的地，又指了指地边一棵光秃秃的树——是柿子树，枝头还挂着几个干瘪的柿子，红彤彤的，像小灯笼。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但什么声音也没有。然后他转身走了，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雾气里。
陈永年急得浑身发抖，他想喊，还是喊不出声——他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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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已经蒙蒙亮了。窗户纸泛着青白色，透进来一点点光。秀英还在睡，呼吸均匀。他躺着，看着屋顶，想着那个梦。
梦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
他轻轻掀开被子，下了床，披上棉袄，推开房门，走到院子里。天还没全亮，东边有一点鱼肚白，清江上飘着雾气，白茫茫的，把对岸的村子都遮住了。
他站在院子里，看着雾气发呆。
秀英披着衣服出来，站在门口：“这么早起来做什么？”
他说：“睡不着。”
秀英走过来，站在他旁边，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雾气在江面上翻滚，慢慢往上升，往四处散。
“今天要去？”秀英问。
“嗯。”
秀英没再问，转身回屋去做早饭。
陈永年还站在院子里，看着雾气一点一点散开，看着江对岸的村子一点一点露出来。太阳还没出来，但天已经亮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本子，翻开第一页。纸是白的，上面一个字都没有。他拿着那个本子，看了很久。本子纸有点皱，边角也不齐，但这是他第一次为自己买的本子。
不是记工分的，不是记账的，是记事的。
他从灶膛边拿起一截烧过的木炭，在手里掂了掂。木炭是昨晚烧火剩下的，一头已经烧焦了，黑黑的，另一头还是木头本来的颜色。他用指肚摸了摸烧焦的那头，黑灰沾在手指上，细细的，软软的。
他在第一页上写了三个字：
分地。记。
木炭写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他认得出来。写完，他把本子合上，又打开看了一眼。那三个字还在。他又合上，揣回口袋里。
他不知道，这个三分钱买的本子，会陪他一辈子，一记就是六十年。
秀英在屋里喊：“吃饭了。”
他应了一声，转身进屋。
灶台上摆着两碗稀饭，还是米少水多，清汤寡水的。一碟霉菜梗，还是昨天的。秀英把稀饭往他面前推了推：“吃吧，趁热。”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饭烫，但烫得好，能把冷气驱走。他夹了一筷子霉菜梗，就着稀饭，一口一口地吃。
秀英坐在旁边，也喝着稀饭。她喝得慢，一口一口的，像是在省着。
他没说话，低头继续吃。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光从云层里漏下来，照在清江上，照在雾气上，照在院墙上，照在他背上。暖和和的，不像腊月的太阳。
秀英在屋里喊：“吃饭了。”
他应了一声，转身进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