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深冬，雪落得比往年都要勤。
江淮地区的湿冷是钻骨头的，不像北方的寒风能被厚棉袄挡住，这里的冷是裹着水汽，顺着领口、袖口、裤脚往皮肉里钻，最后凝在骨头缝里，怎么烤都暖不透。裕安县城的江淮机械厂家属院，一排排红砖平房被雪压得矮了半截，屋檐下挂着半尺长的冰棱，像一排参差不齐的牙。
凌晨四点多，天还黑得像泼了墨，陈守义家的烟囱就先冒了烟。
煤球炉是昨晚临睡前封好的，林桂兰轻手轻脚地掀开炉盖，用铁通条捅了捅炉芯，火星子“噼啪”一声窜上来，带着呛人的煤烟味。她往炉上坐了个豁了口的铝锅，添了半锅水，又从墙角的瓦罐里舀出半碗玉米糁，慢慢撒进锅里，勺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生怕结了疙瘩。
里屋的土炕上，一家五口挤在一起。陈守义睡在最外面，背对着炕沿，鼾声很轻，却带着老工人特有的沉实。他今年四十四岁，是江淮机械厂的七级钳工，进厂二十多年，手里的锉刀比绣花针还准，经他手出来的农机配件，公差从来不会超过半根头发丝。厂里的人都敬他，说陈师傅的手，是长在机床上的。
炕梢，三个孩子睡得正沉。长女陈建梅十七岁，刚念完高中，脸朝着墙，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梦里还在算数学题。旁边的长子陈建军十六岁，个子已经蹿得快赶上父亲了，睡觉不老实，一条腿露在被子外面，冻得冰凉也没缩回去。最小的陈向阳才十岁，缩在母亲的被窝里，小脸红扑扑的，嘴角还挂着点口水。
林桂兰搅着玉米糊，眼睛扫了一眼墙上贴的粮票本，心里又开始算账。一家五口，陈守义是重体力工人，每月定量三十二斤成品粮，她是家属工，每月二十七斤，三个孩子加起来才五十四斤，平均下来一个人一天还不到七两粮。这还是好的，要是赶上哪个月孩子长身体，饭量大，月底就得找隔壁王婶家借粮票，下个月发了票再还。
油票更是金贵，一人每月四两，一家子一个月才一斤二两油，炒菜的时候只能用筷子头蘸一点，在锅里抹一圈，就算放了油。今年冬天格外冷，白菜萝卜都比往年贵，供销社的白菜要两分钱一斤，还要凭菜票，她攒了半个月的菜票，才买了二十斤白菜，埋在院子里的雪堆里，省着吃能吃到过年。
“醒了？”林桂兰听见里屋的动静，回头看了一眼，陈守义已经坐起来了，正摸着黑穿棉袄。他的棉袄是深蓝色的劳动布，袖口和领口都打了补丁，洗得发白，却叠得整整齐齐，一点褶皱都没有。
“今天轮我早班，得提前去把机床擦一遍。”陈守义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却透着一股子认真。他穿好衣服，下了炕，先走到煤球炉旁边烤了烤手，又掀开锅盖看了一眼玉米糊，“今天多熬点，建军那小子饭量大。”
“知道。”林桂兰叹了口气，“昨天晚上他又跟我说，不想接你的班，想去南方。”
陈守义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拿着火钳的手顿了顿，火星子掉在地上，很快灭了。“胡闹！”他压着声音，怕吵醒孩子，“多少人挤破头想进咱们厂，全民所有制，铁饭碗，一辈子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退休了还有退休金，医疗能报销，他倒好，放着金饭碗不要，想去瞎混！”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林桂兰劝道，“你也别总骂他，前院老李家的二小子，去年去了南方，听说每个月能挣好几十，比咱们俩工资加起来都多。”
“多也不行！”陈守义把火钳往地上一戳，“那南方是啥地方？去了能学出什么好？咱们工人阶级，就得守着工厂，守着公家，这才是正路！”
正说着，里屋传来动静，陈建梅醒了，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走了出来。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梳着两条麻花辫，脸上带着熬夜的倦意，眼睛却很亮。“爸，妈，我起来了。”
“怎么不多睡会儿？”林桂兰赶紧给她盛了碗热水，“昨天晚上又学到后半夜了？煤油不要钱啊？”
“没事，妈，我再看看书。”陈建梅接过水杯，手有点抖。她去年参加了恢复后的第一次高考，差了三分没上线，今年是第二次，也是她最后的机会。要是再考不上，要么接母亲的班进厂当家属工，要么就嫁人生孩子，一辈子困在这个小县城里。她不甘心。
恢复高考的消息刚传来的时候，整个县城都炸了。多少下乡的知青、往届的毕业生，都疯了一样找课本，找复习资料。陈建梅运气好，她的高中老师给她留了一套旧课本，还有几本抄来的复习笔记，宝贝得跟什么似的，白天帮家里干活，晚上等家人都睡了，就着煤油灯的光，一页一页地看，一道题一道题地算。煤油是凭票供应的，她不敢把灯芯挑大，只能凑着黄豆大的光，眼睛都熬红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是不肯停。
天慢慢亮了，雪还在下，细细的，像盐粒一样，飘落在院子里。家属院的人陆续起来了，隔壁的王婶端着尿盆去公共厕所，看见陈家的烟囱冒烟，隔着院墙喊：“桂兰，今天熬玉米糊了？我家昨天买的红薯，给你拿两个？”
“不用不用，我家还有呢！”林桂兰笑着应道。家属院就是这样，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给邻居送点，谁家有难处，大家也都会搭把手。谁家两口子吵架，半个院子都能听见，谁家孩子考了好成绩，全院子都跟着高兴。
陈守义吃完早饭，戴上帽子，围上围巾，推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准备去上班。出门前，他看了一眼里屋，陈建军还在睡，他皱了皱眉，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说，叹了口气，推着车出门了。
早上七点整，江淮机械厂的汽笛声准时响起，“呜——”的一声，响彻整个县城，家属院的大人孩子都知道，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了。这汽笛声响了二十多年，陈守义听了二十多年，早就刻进了骨子里。他骑着自行车，跟着厂里的工人一起，汇入进厂的人流，每个人都穿着差不多的蓝布工作服，脸上带着差不多的神情，按部就班，走向各自的车间。
日子就像厂里的机床，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地转着，好像永远都不会变。
中午的时候，雪停了，太阳出来了一点，照在雪地上，晃得人眼睛疼。林桂兰正在院子里晒被子，她的弟弟林根生突然来了，浑身是泥，裤腿全湿了，冻得嘴唇发紫，一进门就抓住林桂兰的手，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姐！姐！出大事了！”
“怎么了这是？”林桂兰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拉进屋里，给他倒了杯热水，“慢慢说，是不是村里出什么事了？”
林根生喝了半杯热水，才缓过劲来，眼睛里放着光，又带着点害怕，凑到林桂兰耳边，压低声音说：“姐，我们村，要分田了！包产到户！地，要分给各家各户，自己种自己收！”
林桂兰手里的杯子“当啷”一声撞在桌子上，水洒了一桌子。她瞪大了眼睛，看着弟弟，半天说不出话来。
分田到户？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那天晚上，陈家的晚饭吃得格外沉默。陈守义听完林根生的话，一口饭没吃，坐在煤球炉旁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他闷声说：“这事太大了，你回去也别张扬，先看看别人咋弄。”
林根生搓着手，眼睛里又亮又不安：“姐夫，我也知道这事不一般。可我们村是真的穷怕了，年年种地年年不够吃，红薯干都得省着。现在队里松了口，让大家试试，我是想，能试出一条活路来，总比困在原地强。”
陈守义没再吭声，只把烟头往炉灰里一摁，长长叹了口气。
那天晚上，林根生没走，挤在陈家的土炕上，和陈建军睡在一起。两个年轻人，一个在乡下，一个在县城，却都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聊了大半夜，聊分田，聊南方，聊未来。
也是那天晚上，陈建梅依旧在煤油灯下复习，灯芯挑得小小的，在漆黑的夜里，亮着一点微弱的光。
雪又开始下了，落在平房的屋顶上，悄无声息。家属院里的人都睡了，只有零星的几盏灯还亮着。没有人知道，这一年的冬天，这一场雪，会是一个时代的结尾，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端。
冰封了太久的土地，已经有春风，从冻土的缝隙里，悄悄吹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