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伊娜的第三天，我知道了那把钥匙的故事。
那天晚上没有手术，我们坐在走廊里闲聊。停电了，点了蜡烛，烛火明灭跳动，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伊娜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
很旧，黄铜的，边缘磨得发亮，齿痕都快要磨平了。
她用拇指摩挲着钥匙的柄，动作很轻，像在摸什么珍贵的东西。
“这是我家门上的钥匙。”她说。
我看着她。
“1948年，我奶奶离开家的时候，从门上拔下来的。那时候她才十九岁，刚结婚，怀着我爸。
他们听说达列军要来了，所有人都逃，说等几天再回来。她抓了这把钥匙，锁上门，跟着人群跑。”
烛光在她脸上跳动，昏黄的光晕使得那张本就蜡黄的脸更加憔悴。
“她再也没有回去过。房子现在在达列那边，早就住了别人。但她一直留着这把钥匙。后来传给我妈，我妈传给我。”
“你回去看过吗？”
“看过一次，几年前，那时候还能去。我站在那栋房子外面，看见有个老奶奶在院子里晾衣服。那是我的房子，但已经不是我的了。”
她笑了笑，笑容里没有恨，只有很深的无奈。
“我奶奶活到九十二岁，死的时候还握着这把钥匙。她说，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去的。你爷爷也在等，等了一辈子。”
我看着她手里的钥匙，那把小小的铜钥匙，锈迹斑斑，却承载着一个家族七十多年的等待。
“你会回去吗？”
伊娜想了想，把钥匙收回口袋。
“我不知道。也许不会。但我女儿，或者我女儿的儿女，也许有一天能回去。所以我得留着它，传下去。就像我奶奶传给我一样。”
“这地方的人，很多人都有这种钥匙，”伊娜说，“都是上世纪带出来的。那时候大家都以为只是暂时离开，谁能想到，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她站起来，拍拍裤子。
“睡觉吧，明天还要早起。”
她走了两步，又回头。
“桉，你说，和平什么时候能来？”
我看着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笑了一下，摆摆手：“算了，别回答。我每天都问，问了几百遍了。没人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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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我现在应该可以回答她吧。
当春天绿过这片荒芜的土地时，和平的白鸽将会带来胜利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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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卡出院那天，我在门口碰见他。
他拄着拐杖，一条裤腿空荡荡的，但脸上笑眯眯的，用那条好腿一跳一跳地走。看见我，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只兔子。
用绷带扎的，歪歪扭扭的，但能看出是兔子——两只长耳朵，圆身子，还有个小尾巴。
“送给你，”他说，“谢谢你照顾我。”
我蹲下来，接过那只兔子。
“你做的？”
“嗯。在病床上没事干，就学着做。这个做得不好，下次给你做个更好的。”
“这个就很好。”我说，“你回家以后干什么？”
“帮我爸干活，他是修鞋的。我还要上学，学校没炸的时候，我成绩可好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
我问他，长大后想干什么呢。
他欲言又止，似乎这对他来说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须臾，他才回答：在阿勒瓦，我长不大。
回答时，他的眼里含着笑。
他笑什么呢，不疼吗。
我看着他的笑容，心中一股酸涩感油然而生。嘴角不受控制地抽搐，直到盈热的泪水如泄洪的激流从眼眶中涌出。
后来我才明白，阿勒瓦的孩子不是不怕疼，而是希望疼过之后他们的家园可以重获新生。”
他拄着拐杖一跳一跳地走了。
走远了，又回头冲我挥手。
我站在那儿，看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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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来了一个小女孩，三岁，被流弹打中了腹部。送来的时候脸色煞白，猩红的血液把担架都浸透了。
我们抢救了三个小时，没救回来。
她妈妈一直站在外面，不哭，不说话，就那么站着。
手术结束后，我出来告诉她，孩子没了。她看着我，点点头，走进手术室。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里面传来哭声。
压抑的，哽咽的。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该告诉她接受现实？还是告诉她人要向前看？
别人的痛苦，你又怎么能感同身受。
我能做的只有陪着她。
我就在门口站着，伊娜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也那么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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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年轻的母亲，抱着已经没了呼吸的婴儿，坐在废墟里，一动不动，像一尊绝望的雕像。
失去亲人的老人，在轰炸中孤零零坐在路边，手里攥着一块发黑的面包……
那是他仅剩的食物。
是活下去的希望。
这里的痛苦，不是新闻里一行字、一张图能概括的。
它是真实的，滚烫的，血淋淋的，压得人喘不过气。
那段日子，苦，累，恐惧，绝望，时时刻刻包裹着人。
但我从未后悔。
每当我把一个重伤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每当我看到一个孩子因为得到救治而露出一点点微弱的笑容，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世界或许残酷，但人心，总有温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