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做饭很好吃。
这件事说出来可能没人信——一个一年里有三百天都在外面跑的战地记者，能有什么厨艺？
但我妈就是有。
她说，越是没时间做饭的人，越知道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好东西。
那天晚上她做的是红烧肉。
我爸在旁边打下手，剥蒜剥得满手都是味儿，还老被我妈嫌弃“剥得不够干净”。他就嘿嘿笑，把蒜瓣举到灯底下看，说：“这不挺好的吗？就一点点皮。”
“你那一点点皮，吃到嘴里就是一股土味儿。”我妈抢过蒜，自己重新剥。
我在旁边写作业，写的是语文作文，题目叫《我的理想》。
我不知道写什么。
班里同学有的想当科学家，有的想当老师，有的想当宇航员。这些我都不感兴趣。但我也不能写“我想当战地记者”——那太奇怪了，而且老师肯定会问“你爸妈是干什么的”，然后全班都知道我爸妈一年到头不在家。
我咬着笔头，看着我妈在厨房里忙活。
她那时候还很年轻，头发扎成马尾，围裙带子在腰后系了个蝴蝶结。她的手臂上有块疤，是上次在某个国家被流弹擦伤的。她说那不算什么，就是破了点皮。
我爸在旁边继续剥蒜，嘴里哼着歌。他唱歌跑调，但总爱哼，我妈说他是“自我感觉良好型选手”。
“桉桉，”我爸突然叫我，“作业写完没？过来帮忙摆碗筷。”
我“哦”了一声，合上作文本。
那篇作文，我最后写的是“我想当一名医生”。理由是“可以救死扶伤”，中规中矩，老师应该会给个及格分。
现在想想，那大概是我第一次说“想当医生”这件事。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随口编的理想，后来会变成真的。
晚饭上桌，红烧肉冒着热气，还有一道青菜，一道西红柿蛋汤。
我爸给我夹了块肉，说：“多吃点，在学校累不累？”
“还好。”
“有没有人欺负你？”
“没有。”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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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我妈给我梳头。
她坐在我身后，梳子一下一下从头顶梳到发梢，动作很轻。我最喜欢这个时候，不说话，就坐着，感觉她的手指偶尔碰到我的头皮，暖暖的。
“妈，你这次要走多久？”
她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梳：“一个月吧，可能更久一点。你爸我俩一起去。”
“哦。”
“你舅舅会来接你，明天下午。你在舅舅家要听话，知道吗？”
“知道。”
“作业按时写，别让舅舅操心。”
“嗯。”
“想我们就打电话。”
“好。”
她把我的头发分成三股，开始编辫子。她的手法很熟练，编出来的辫子又紧又好看，能管好几天不散。
“妈，你们去的地方危险吗？”
她没马上回答。辫子编完了，她用皮筋扎好，拍了拍我的肩膀。
“不危险。就是拍拍照，写写字，跟上班一样。”
我转过头看她。
她笑了笑，眼角的细纹在灯光下很明显。那笑容跟我小时候照片里的一模一样，温柔、明亮，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她。
“桉桉，”她说，要好好长大，要善良，要记得，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需要一份温暖。
我那时候不懂。
这样的温暖，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吗？但是，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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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们已经走了。
桌上放着早餐，还有一张纸条：桉桉，我们走啦。好好吃饭，好好写作业。爱你的爸爸妈妈。
纸条下面画了三个小人，手拉着手。
我把纸条叠好，放进抽屉里那个铁盒子里。那个铁盒子里装满了这样的纸条，从我有记忆开始，他们每次出门都会留。
我以为这样的纸条还会有很多很多。
以为他们只是出一次差，就像以前无数次出差一样。
我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