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绣尽花期】
明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五年（1620-1632）、苏州府
栀娘开始在槐树下绣花。
每一天，从清晨绣到日暮，从春天绣到冬天，绣的都是槐花。十三年下来，竟绣满了数十匹锦缎、上百方绢帕。这十三年，王朝更迭，山河飘摇，唯有槐树下的等待，从未变过。
巷子里的人都认识她，都知道绣庄的顾栀娘，有个去了辽东边关的未婚夫，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有相熟的街坊劝她：“姑娘，沈公子一去数年无音讯，你总不能一辈子耗在这里啊。”
她只是笑笑，照旧每天坐在槐树下绣花。绣完一朵，她会停一停，抬头望向巷口的方向；望完了，再低头绣下一朵。
这一年阿怜9岁，她看着栀娘每天坐在槐树下，一针一线地绣槐花，从眉眼明媚的少女，绣到容颜憔悴，心里又疼又敬，也悄悄把槐树下的约定记在了心里。
“姐姐，你不累吗？”阿怜常常问。
栀娘摇摇头：“绣花的时候，就不那么想他了。”
崇祯五年（1632）的暮春，老槐树的槐花开得格外稀落，这一年栀娘35岁，早已不复当年的眉眼明媚，她病了，却还是让人把她扶到槐树下，坐在那里，望着巷口的方向，一望就是一整天。
临终那天，阿怜守在她身边。栀娘忽然笑了：“阿怜，我看见他了。”
阿怜的眼泪落了下来。
栀娘握着她的手，轻声说：“我等到了。”
说完，她闭上眼睛，永远地睡着了。她的发间，还插着那支沈砚送给她的定情槐花木簪。
【见证·阿怜忆栀】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苏州府（阿怜66岁）
我活了六十六岁，这辈子最忘不了的，是我的师父，也是我的姐姐栀娘。我九岁入绣庄，是她收留了我，教我绣花，教我做人，也教我守着槐树下的约定。
我等沈公子的那些年，我全看在眼里。我见过她收到沈公子唯一一封边关来信时，眼睛亮得像星星；我见过她日复一日坐在槐树下，望着巷口，从天亮等到天黑。
有一回，我忍不住问她：“姐姐，你等的人要是不回来了，你怎么办？”
她看着满树的槐花，轻声说：“等啊。他说过会回来的，我信他。”
栀娘离世后，我遵她遗愿，将那支定情木簪埋在了老槐树的树根下，让它守着这棵树，守着槐树下的约定。五十年后，我再去挖开看，木簪经岁月侵蚀与泥土浸泡，已斑驳开裂，木质松脆，一触便落屑，早已没了当年的模样。我将木屑收集起来，混着槐花粉，绣进一方绢帕，刻上“栀”字，作为绣庄的传家信物，与银镯一同传承。
我死的那天，也是暮春，槐花开得正好。孙女把我扶到槐树下，我坐在那里，看着满树的白花。
孙女问我：“奶奶，你在看什么？”
我笑了笑，说：“看花，顺便看看，有没有人回来。”
【等待·望断归帆】
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943-1946）、苏州吴县
许晚栀每天都在邮局等信。
邮局的老张认识她，每次看见她来，都会叹口气。
江砚青去上海后的第三个月，她终于收到了第一封信。信里夹着一片压干的槐树叶，只有几行字：“晚栀，我想你，很快就会回来。”
她把那片叶子贴在胸口，贴了很久。
后来，信渐渐少了。上海的局势越来越动荡，邮路时常中断。她懂，她安下心来等，她知道，他一定会回来。
可从民国三十四年入夏开始，信彻底断了。
她还是每天去邮局等信，每天失望而归。回来后就坐在老槐树下，翻着他留下的绘本。
母亲劝她，闺蜜劝她，让她放弃，可她只是摇头：“他会回来的，他答应过我的。”
有一回，她听说上海来的船到了，便一大早就跑去码头。她踮着脚，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找，从天亮等到天黑，终究没有找到他。
她蹲在码头上，哭了很久。
民国三十五年（1946）冬、苏州吴县（许晚栀25岁）这年冬天，苏州下了罕见的大雪，老槐树的一根侧枝被厚重的积雪压裂了一道深缝，巷里的人都说，这棵树怕是熬不过去了。晚栀也病倒了。
她病得很重，大多时候都躺在床上。偶尔清醒时，会握着母亲的手，声音很轻：“娘，我不怕，只是……还没等到他。”
某天午后，她难得清醒，便让人把卧房的窗户支起一道缝。她靠在床头，手里紧紧攥着他送的定情槐花木簪，望着窗外巷口的方向，望了很久很久。
天黑了，母亲要关窗，她轻轻摇了摇头：“娘，再开一道缝就好，也许……他今天就回来了。”
她就那样靠在床头，等了一夜。
第二天天亮，母亲进来时，发现她已经没了气息。她的脸上还带着浅浅的笑意，手里依旧攥着那支木簪，手腕上戴着出嫁前母亲为她打的槐花纹银镯。
那一年，她二十五岁。从江砚青赴上海，到她离世，她等了他整整三年。江砚青离世的消息尚未传到苏州时，许晚栀便带着遗憾离世。
谁知待冬雪消融，1947年的春天，老槐树那道裂枝的旁侧，竟冒出了嫩绿的新芽，生生不息，像极了槐树下从未断绝的等待。
【等待·尺素传心】
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943-1946）、上海
江砚青每个月十五都会去邮局。
不管刮风下雨，他从未缺席。他给晚栀写信、寄钱，信里总是报喜不报忧，说他一切都好，说很快就能回去了。
他不说手上的伤口，不说被地痞刁难的委屈，不说夜里想她想到睡不着。
有一天，他在木雕作坊赶工到深夜，染上了风寒，高烧不退。阿林守着他，给他喂水、敷毛巾。他烧得厉害，嘴里一直喊着：“晚栀……晚栀……”
烧了三天，他终于醒了。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怀里的绘本。
他又开始雕那支准备了很久的木簪，反复雕琢、修改。他想雕一支最好的，等回去的那天，亲手插在她的发间。
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冬天，江砚青29岁，他在上海闯荡了整整三年，从26岁到29岁，手上的伤从未好过，终于攒够了娶晚栀的钱。
他高兴得一夜没睡，连夜把那支木簪打磨完毕。
第二天一早，他就去码头买船票。
可他没有登上那艘回苏州的船。行至黄浦江苏州河入江口的码头时，恰逢码头因物资分配引发民众骚乱，流弹纷飞，他倒在河畔的寒风里，手里依旧紧攥着那支刚雕好的槐花木簪。
那支刻着“晚栀”二字、打磨得无比光滑的木簪从他手中滑落，坠入黄浦江苏州河入江口的淤泥里，静静沉睡了三年，直到1949年，才被江家后人打捞上来。
【见证·阿林忆兄】
民国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后、苏州
民国三十五年（1946）冬，我24岁，跟着上海木器行的周伯离开上海——周伯是木器行的掌柜，待我和砚青哥如亲人，彼时上海局势动荡，他执意要带我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八岁那年父母双亡，是砚青哥收留了我，带我谋生，手把手教我木雕手艺。
临走前，我去和大哥告别。他还坐在那张旧木桌前，低着头雕木头，雕的是槐花。
“大哥，跟我们走吧。”我拉着他的衣角。上海街头骚乱不断，我实在放心不下他。
大哥抬起头，摸摸我的头：“阿林，听话，跟周伯走。等我回去了，就去看你们。我还没攒够钱，还没回去接她，我不能走。”
我们走了。走出木器行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大哥还坐在那里，低着头，继续雕木头。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大哥。
半个月后，上海的同乡带了信来，说大哥没了——在码头遇上骚乱，中了流弹，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支刻着“晚栀”的木簪。
我抱着头，哭了整整一天。
后来我回了苏州，靠着砚青哥教我的木雕手艺，成了苏州小有名气的木雕师傅，一辈子只雕槐花。雕的每一朵槐花，都放在一个旧木匣子里。
儿子问我：“爹，这些簪子留给谁？”
我说：“留给有缘人。”
一九五八年，我已是花甲之年，亲手把装着毕生所雕的一匣槐花木簪的木匣，托付给了巷口开旧物铺的江家少爷——江寻的爷爷，我知道，江家世代守着槐树下的信物，定会帮我等来了那个有缘人。
【见证·周伯忆往】
民国三十五年（1946）、上海木器行
我在木器行做了一辈子工，最忘不了的是江砚青。
我看着他没日没夜地干活，手上的伤没好过，却从来没喊过苦；看着他每个月十五去邮局，寄信时眼里的光；看着他对着一本绘本一看就是半宿。
临走那天，我劝他跟我们一起走。他不肯，只说：“周伯，我走了，晚栀怎么办？她还在等我。”
我叹了口气，没再劝。
【等待·笔底寻踪】
当代、苏州老弄堂
江寻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画槐花。只知道，梦里的槐花香太浓，那个身影太清晰，唯有画出来，才能稍稍慰藉心底的牵挂。
他是个摄影师，对光影敏感，因常年拍槐花，又跟着奶奶学过简单的苏绣纹样勾勒——奶奶的祖母是许氏绣庄的绣娘，苏绣功底扎实，故江寻虽无绘画基础，却能精准画出槐花的形神，画出那藏在梦里的槐树下的身影。
在弄堂口的石桌上，他用木筷蘸着水画；在面摊的菜单背面，他用铅笔头画；在失眠的夜里，他用手指在窗玻璃上画。
画的都是老槐树，都是满树的槐花。有时候，他会画一个模糊的身影，眉眼不清，却总带着两个浅浅的梨涡，手腕戴着槐花纹银镯。
后来，他索性带着画板与那本旧手札，走遍了江南的每一条古巷，只为寻找一棵和手札里一模一样的老槐树。
直到他走进这条苏州古巷，直到他遇见苏晚栀。
遇见晚栀的那天，他站在老槐树下，忽然就懂了。他画了十几年的槐花，找了十几年的身影，从来都不是凭空想象。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
那天之后，他的画里，多了一个清晰的身影。他画晚栀站在槐树下，画她低头画画，画她握着那方白绢帕，画她握着那半支残损的木簪。
晚栀常常坐在他身边，看着他画画，手腕上的槐花纹银镯轻轻晃动，那是太奶奶许晚栀传下的信物。她会笑着问他：“江寻，你画了这么久的槐花，是不是早就知道，会遇见我？”
江寻会握住她的手：“是。我早就知道，我一定会遇见你。”
他把画好的画，一张一张收起来，放进一个木匣里。
有一天，晚栀翻看着他的画，忽然指着一幅画，眼睛微微泛红。那幅画里，是一棵老槐树，树下站着一个青衫书生，手里握着一支木簪，对面站着一个温婉的姑娘，鬓边簪着槐花。画的角落题着一行字：槐花开，故人来。
“江寻，”晚栀的声音有些发颤，“我好像……对这个画面有模糊的印记。”
江寻轻轻抱住她：“奶奶给我的旧手札里记着，那是我们的第一世，是沈砚和栀娘，在槐树下定情的模样。”
晚栀靠在他怀里，眼泪落在他的衣襟上。那些模糊的梦境，那些莫名的怅然，终于有了清晰的答案。
风轻轻吹过，落了一阵温柔的槐花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