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钨业巨头的突围

2009年3月，厦门，海沧保税区。

雨水敲打着工棚的铁皮屋顶，声音密集得像战场上的鼓点。

陈默站在临时搭建的观察台上，手里举着望远镜。镜头里，五十米外的工地上，三台塔吊在雨中缓慢旋转，混凝土泵车伸出长长的臂架，像巨人的手臂探入灰蒙蒙的天空。

“陈总，雨太大了，要不回屋里等？”

身旁的刘同递过来一件雨衣。这位厦门钨业的董事长今天没穿工装，换了身藏蓝色夹克，但裤腿上还是沾着泥点——从厂区到工地这两公里路，他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没事，看看。”陈默没接雨衣，反而向前走了两步，站到观察台边缘。

从这里望去，整个工地尽收眼底。占地三百亩的土地已经完成平整，地基坑里积着浑浊的雨水，像一面面破碎的镜子。更远处，是厦门钨业的老厂区，那些建于八十年代的车间在雨幕中沉默着，烟囱里冒出的白烟被风吹散，了无痕迹。

“去年七月您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滩涂。”刘同也走到陈默身边，声音在雨声中有些模糊，“当时我跟您说，合资公司的研发中心必须留在厦门。您答应了，但提了个条件——要在保税区拿地，要建世界一流的研发基地。”

陈默放下望远镜，转过头：“刘总觉得我条件开高了？”

“说实话，当时我觉得您疯了。”刘同笑了笑，眼角皱纹挤在一起，“2008年9月，雷曼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月，A股跌到1664点。11月，我们的出口订单归零。那时候所有人都想着怎么活下去，您却要花三个亿在保税区买地建楼。”

“然后呢？”

“然后您真花了。”刘同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了几次才点着——雨太大了，打火机的火苗在风里摇曳，“去年12月签土地出让合同的时候，管委会的人都用看傻子的眼神看我。他们说，刘总，现在这光景，你们不裁人就不错了，还扩产？”

陈默没说话，等着下文。

刘同深深吸了口烟，烟雾混进雨雾里：“我跟他们说，我们不是扩产，是换条船。旧船要沉了，得造艘新的。”

话音落下时，远处工地传来轰鸣——是打桩机。六十米长的预应力管桩在液压锤的冲击下，一寸寸钻进地底。每一下撞击，大地都在颤抖。

陈默感受着脚底传来的震动，忽然想起前世。

2009年3月，他在做什么？好像是在上海的一家私募，每天盯着屏幕，看着净值曲线一路向下。产品清盘了，投资人要起诉，合伙人卷款跑了。他坐在陆家嘴的出租屋里，窗外是东方明珠的灯光，那些光很亮，但照不进屋里。

那时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

就像那些被打进地底的桩，永远看不见天日。

“陈总，有句话我一直想问。”刘同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

“问。”

“您为什么非要选厦门钨业？”刘同转过头，目光锐利如钨钢，“2008年跌到六七块的股票多了去，宝钢跌到四块八，中石化跌到六块二，都比我们便宜。而且他们是央企，抗风险能力比我们强得多。您投他们，不是更稳？”

陈默沉默了几秒。

雨更大了，敲在铁皮屋顶上，声音震耳欲聋。工地上的工人们披着雨衣在忙碌，黄色的安全帽在灰蒙蒙的天地间跳动，像一群倔强的萤火虫。

“刘总，您见过钨矿石吗？”陈默忽然问。

“当然，我干这行三十年了。”

“那您一定知道，钨矿石长得很难看。”陈默说，“黑乎乎的，沉甸甸的，扔煤堆里都找不出来。但就是这玩意儿，熔点3410度，比钢高出一倍。火箭的喷管、穿甲弹的弹芯、核电站的防护层——没有钨，这些都造不出来。”

他顿了顿，声音在雨声中格外清晰：“中国不缺漂亮的东西。茅台酒漂亮，云南白药漂亮，格力空调也漂亮。但中国缺硬东西，缺那种火烧不化、锤打不烂、能撑起一个国家脊梁的硬东西。”

刘同夹烟的手指僵住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出口暴跌，制造业哀鸿遍野。所有人都说，要转型，要搞互联网，要搞金融创新。”陈默看着远处的工地，打桩机还在一下下撞击大地，“但我不这么想。我觉得，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有人站出来，告诉世界——中国的制造业还没死，中国的硬骨头还在。”

“所以您选了我们。”

“所以选了你们。”陈默点头，“不是因为你们便宜，是因为你们硬。硬到能在这种世道下，还敢花三个亿建研发中心。硬到能让工人在大雨里打桩，就为了抢那三个月的工期。”

刘同把烟头扔进积水里，嗤的一声。

“陈总，您这话说得......”他摇头，声音有些发哽，“但我们也没那么硬。不瞒您说，去年十月最困难的时候，财务总监把报表拍我桌上，说账上只剩八百万，下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我连夜跑市政府，跑国资委，跑银行——门都进不去。最后是把我厦大的教授职称抵押了，从校友那儿借了五百万，才把工资发了。”

他抹了把脸，分不清是雨水还是什么：“发工资那天，我在厂门口站了一夜。看着那些跟了我二十年的老工人，拿着信封一个个走出来，有的人眼睛是红的。我当时就想，要是这个坎过不去，我刘同这辈子，就真对不起这些人了。”

陈默没有说话。

有些话不用说，有些心情，只有经历过绝境的人才懂。

“后来呢？”他问。

“后来您的钱到了。”刘同笑了，那笑容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十二亿，分三批，十月一批，十二月一批，今年一月一批。到账那天，财务总监冲进我办公室，抱着我哭。我说你哭啥，他说刘总，咱们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简单的三个字，背后是三百多个日夜的挣扎，是两千多名工人的饭碗，是一个行业的生死。

“所以陈总，这栋楼——”刘同指着雨中拔地而起的钢结构骨架，“不只是研发中心。它是墓碑，也是纪念碑。纪念那些差点死去的日子，也纪念活过来的我们。”

打桩机停了。

雨还在下，但小了些。工地上传来工人们的吆喝声，有人在指挥吊车，有人在检查钢筋。那些声音混杂在一起，在三月潮湿的空气里，蒸腾出一种粗糙的、野蛮的生机。

陈默的手机震了震。

是林曼殊发来的短信：“陈总，德国代表团到了，在会议室等您。”

“走吧，”陈默转身，“硬仗还在后头。”

厦门钨业总部，三楼会议室。

推开门时，陈默听见了德语。

三个德国人坐在会议桌一侧，清一色的深色西装，金发碧眼，坐姿笔直得像用尺子量过。坐在中间的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鹰钩鼻，薄嘴唇，面前摆着杯咖啡——没动过。

“陈总，这位是德国维迪克集团的副总裁，施密特先生。”林曼殊起身介绍，她今天穿了身米白色套装，德语流利，“施密特先生，这位是我们星河投资的董事长，陈默先生。旁边这位是厦门钨业的董事长，刘同先生。”

“幸会。”施密特起身握手，动作标准得像机器，“陈先生，刘先生。我时间有限，直接开始吧。”

很德国。陈默想。

众人落座。施密特从公文包里取出文件，推过桌面：“这是我们草拟的合作框架。维迪克集团以技术入股，占新公司51%的股份，负责提供全套硬质合金刀具生产线和涂层技术。厦门钨业和星河投资以资金和土地入股，占49%。产品使用维迪克品牌，销售渠道由我们控制。”

刘同的脸色变了。

陈默按住他的手，微笑着看向施密特：“施密特先生，您可能有些误会。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要谈代工，也不是要谈技术引进。我们要谈的，是合资研发。”

“有区别吗？”施密特挑眉。

“区别很大。”陈默翻开面前的文件夹，那是他让团队准备了一个月的材料，“代工，是您出技术，我们出人工，您赚走80%的利润。技术引进，是我们付钱买您的过时生产线，然后永远跟在您后面追赶。而合资研发——”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是我们各自出最顶尖的技术团队，共建实验室，共享知识产权，共担风险，共享未来。”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施密特笑了，那笑容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陈先生，我很欣赏您的雄心。但恕我直言，在硬质合金刀具领域，维迪克拥有1274项专利，其中核心专利386项。而厦门钨业——”他看向刘同，“刘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贵司的有效专利是......87项？”

刘同的脸涨红了。

陈默能感觉到，桌子底下，刘同的手攥成了拳头，骨节发白。

“而且，”施密特继续说，语气像在陈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贵司所谓的‘国家级技术中心’，我去看了。设备是九十年代的，实验室的通风系统有问题，研究人员平均年龄48岁——在德国，这个年龄的工程师早就转管理岗了。”

“施密特先生。”陈默开口，声音很平静。

“请说。”

“您知道钨的德文单词是什么吗？”

施密特愣了愣：“Wolfram。怎么了？”

“那您知道，Wolfram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

“......愿闻其详。”

陈默身体前倾，双手交叠放在桌上：“十八世纪，瑞典化学家舍勒从白钨矿中发现了一种新元素。他的德国朋友伯格曼把它命名为Wolfram，在德语里是‘狼的泡沫’的意思。因为当时人们发现，这种矿石在冶炼时会像饿狼一样吞吃锡。”

他顿了顿，看着施密特的眼睛：“两百年过去了，德国人还在用钨造刀具，造穿甲弹，造火箭发动机。但施密特先生，您知道现在全球80%的钨资源在哪儿吗？”

施密特的脸色变了。

“在中国。”陈默自问自答，“而中国60%的钨资源，在江西、湖南、云南——在厦门钨业控制的矿山里。您有1274项专利，我们有够用一百年的矿山。您有最先进的涂层技术，我们有最完整的产业链。您的工程师年轻，但我们的工程师在车间里泡了三十年，他们闭着眼睛都能听出来，一台球磨机是不是该修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指着雨幕中的工地：“那里，我们正在建亚洲最先进的硬质合金研发中心。总投资八个亿，其中五个亿是买设备——德国的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瑞士的精密磨床，日本的真空烧结炉。施密特先生，您猜猜，这些设备是谁卖给我们的？”

施密特没有说话。

“是您的竞争对手，德国格鲁勃公司。”陈默转过身，笑了，“他们不但卖设备，还愿意派工程师常驻，愿意和我们联合开发新能源汽车专用的铣刀。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看到了未来——看到了中国新能源车每年翻倍的销量，看到了特斯拉在上海建厂，看到了比亚迪的电池卖到全世界。”

他走回会议桌，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像一头蓄势待发的豹子：“施密特先生，您今天来，是来施舍的。您觉得，中国公司嘛，给点过时的技术，给个代工的活儿，我们就该感恩戴德了。但我要告诉您，时代变了。”

陈默直起身，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文件，推到施密特面前。

“这是我们的条件。第一，合资公司股权比例，我们51%，您49%。第二，研发中心设在厦门，双方各派一半研究人员。第三，知识产权共同所有，新产品用联合品牌。第四，亚洲市场我们主导，欧洲市场您主导，北美市场对半开。”

施密特盯着那份文件，仿佛上面有刺。

“如果我不接受呢？”他冷冷地问。

“那我们就和格鲁勃合作。”陈默重新坐下，姿态放松，“或者和山特维克合作，和肯纳合作。施密特先生，您要明白一件事——现在不是1999年，不是您随便拿点二流技术就能在中国开厂赚钱的年代了。现在是2009年，金融危机刚过，全球制造业都在向中国转移。您今天走出这扇门，明天就会有至少三家德国刀具厂的代表坐在这个位置上。”

会议室里只剩下空调的嗡鸣声。

窗外的雨又大了起来，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远处工地上的塔吊还在旋转，黄色的吊臂在灰暗的天空中划出坚定的弧线。

施密特盯着那份文件，足足看了三分钟。

然后他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向刘同：“刘先生，您能保证矿山的供应吗？我的意思是，长期、稳定、高品质的钨粉供应。”

刘同等这句话等了三十年。

他站起身，走到会议室的展柜前——那里陈列着厦门钨业的产品，从最原始的黑钨矿，到提纯后的钨粉，到各种规格的硬质合金刀片。他打开柜门，取出一块巴掌大小的刀片，放在施密特面前。

刀片是崭新的，在灯光下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侧面打着钢印：XW-G1，那是厦门钨业最高等级的牌号。

“施密特先生，您知道这块刀片里的钨，是从哪里来的吗？”刘同问，声音有些发颤。

施密特摇头。

“从江西大余的矿山，到我们厦门的冶炼厂，要走一千二百公里。”刘同的手指摩挲着刀片表面，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婴儿，“矿工在地下八百米的地方把它挖出来，用轨道车运到地面，粉碎，浮选，得到钨精矿。然后装车，运到厦门，焙烧，碱煮，离子交换，得到仲钨酸铵。再氢还原，得到钨粉。再碳化，得到碳化钨粉。再和钴粉混合，球磨，喷雾干燥，压制成型，最后在1450度的真空炉里烧结二十个小时——”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光在闪：“这一千二百公里，要走七天。这二十个小时的烧结，要耗电三千度。施密特先生，这不是一块刀片，这是一千二百公里的路，是二十个小时的火，是三十年的功夫。”

施密特看着那块刀片，没有说话。

“我可以向您保证供应，因为我保证的不是矿石，是那些在地下八百米挖矿的矿工，是在1450度炉子前守二十个小时的工人，是在实验室里研究了半辈子的工程师。”刘同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他们有的人，父亲就在这个厂里干，儿子现在也在厂里干！您问我能不能保证？我告诉您，我就是把命押上，也要保证！”

吼完，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刘同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那块刀片还握在他手里，握得那么紧，指关节都泛白了。

陈默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刘同的场景。在厦门钨业简陋的会议室里，这个两鬓斑白的男人说：“合资公司的研发中心，必须留在厦门。厦钨的技术骨干，都是厦门本地人，拖家带口的，搬不走。”

当时他觉得刘同固执。

现在他明白了，那不是固执，是根。是把脚扎进土里，三十年不动摇的根。

“我明白了。”

施密特忽然开口。他站起身，走到刘同面前，伸出手。

不是握手，是指着那块刀片。

“能给我看看吗？”

刘同把刀片递过去。

施密特接过，从西装内袋里掏出放大镜——真正的德国工程师，随身带着放大镜。他对着灯光，仔细看刀片的表面，看刃口的微观结构，看涂层和基体的结合处。

看了足足五分钟。

然后他放下放大镜，抬起头，第一次露出笑容。

不是那种礼节性的、冰冷的笑，而是真正的、带着温度的笑。

“刘先生，您知道吗，在德国，我们有一句话。”他说，语气完全变了，“‘好的刀具，是能听见音乐的。’”

刘同愣了：“音乐？”

“对，音乐。”施密特把刀片举到耳边，用指甲轻轻一弹。

刀片发出清脆的、绵长的颤音，像寺庙里的铜磬，在会议室里回荡不息。

“听见了吗？”施密特的眼睛在发光，“这是只有内应力均匀到极致的材料，才能发出的声音。我在德国三十年，只听过三次这样的声音——一次是在山特维克的总部，一次是在我老师的实验室，还有一次，是现在。”

他把刀片小心翼翼地放回桌上，像在放一件圣物。

然后转身，对陈默深深鞠躬。

“陈先生，我为刚才的傲慢道歉。您说得对，时代变了。我愿意接受您的条件，但有一个请求——”

“请说。”

“让我们的工程师，来厦门学习。”施密特直起身，表情严肃得像在宣誓，“学习你们的矿山管理，学习你们的冶炼工艺，学习你们是怎么用三十年前的设备，做出这种级别的东西的。”

陈默看向刘同。

刘同的眼圈红了。这个在车间里摸爬滚打三十年、在银行门口蹲过一夜、在发不出工资时想过跳海的男人，此刻像个孩子一样，用力点头。

“欢迎。”他说，声音哽咽，“随时欢迎。”

2009年6月，深圳，星河投资办公室。

陈默盯着屏幕，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

三块屏幕上，是三条不同的K线。

左边是厦门钨业，股价9.87元，从最低点的7.21元涨了36%。

中间是上证综指，2985点，从1664点反弹了79%。

右边是道琼斯指数，8500点，从6440点的低点回升了32%。

金融危机还没结束，但最坏的时候，似乎过去了。

“陈总，季度报告。”林曼殊推门进来，把一摞文件放在桌上，“合资公司那边，厂房封顶了，设备下个月到位。德国方面派了六个工程师常驻，我们的团队也已经组建完成，三十个人，平均年龄四十二岁——按您的要求，一半是厦钨的老技术骨干，一半是清华、哈工大刚毕业的博士。”

陈默点点头，翻开报告。

厚厚的一百多页，从财务数据到技术参数，从市场分析到竞争对手动态。林曼殊做事向来滴水不漏，这份报告可以拿去当投行研报。

但他只翻到第三页就停住了。

那一页是照片。合资公司工地的照片，封顶仪式。刘同站在最中间，戴着安全帽，笑得像个孩子。他左边是德国工程师，右边是厦钨的老工人。背景是已经成型的钢结构厂房，在六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2009年6月18日，厦门海沧。我们封顶了。”

“陈总，”林曼殊轻声说，“刘总让我转告您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谢谢您，没让那些跟着他干了三十年的人，白干。”

陈默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合上报告，起身走到窗边。六月的深圳，阳光炽烈，整座城市在热浪中微微扭曲。深南大道上车流如织，地王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

“曼殊，你知道我重生那天，最怕什么吗？”他忽然问。

林曼殊愣了愣。她是陈默最信任的人，知道他的所有秘密——包括重生。但陈默很少主动提起这件事。

“怕......改变不了什么？”她试探着问。

“不，是怕改变太多。”陈默转过身，靠在窗台上，“我怕我重活一次，拼命赚钱，拼命投资，最后只是让自己变得更富。我怕我救了一些该救的人，但也害了一些不该害的人。我怕我改变了历史的轨迹，却不知道这改变是好是坏。”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但今天看到这张照片，我忽然不怕了。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该改变的。像刘同这样的人，不该在金融危机里倒下。像厦钨这样的厂，不该因为缺钱而停产。那些在车间里干了一辈子的工人，不该在五十岁的时候下岗。”

“您做到了。”林曼殊说。

“不是我做到了，是时代做到了。”陈默摇头，“曼殊，你相信国运吗？”

“我信您。”

“不，不是信我，是信这个国家。”陈默指着窗外，“你看那些楼，那些路，那些在烈日下施工的工人，那些在写字楼里加班的年轻人——他们信。信日子会一天天变好，信努力会有回报，信这个国家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总有人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他走回桌前，拿起那张照片：“刘同信，所以他能在矿山一干三十年。曹德旺信，所以他能在所有人都说汽车玻璃没前途的时候，把福耀做到全球第二。董明珠信，所以她能在春兰、海尔、美的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

“而您呢？”林曼殊问。

“我？”陈默笑了，那笑容里有释然，也有坚定，“我只是个搭便车的人。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递上一张车票。在他们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伸手拉一把。然后坐在他们造的车上，看一路的风景。”

手机响了。

是刘同。陈默接起来，按下免提。

“陈总！成了！成了！”刘同的声音在颤抖，背景音嘈杂，有机器的轰鸣，有人的欢呼。

“什么成了？”

“新能源车用铣刀！第一批样品通过了德国实验室的检测！”刘同几乎是吼出来的，“寿命比传统刀具提高三倍！成本降低40%！施密特刚才打电话，说奔驰和宝马已经下了意向订单，一年五万支！五万支啊陈总！”

陈默闭上眼睛。

他能想象出那个场景：厦门的实验室里，一群工程师围着检测报告，又哭又笑。刘同拿着电话，手在抖，三十年的汗水和眼泪，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

“还有，陈总，股价......”刘同的声音忽然低下去，带着不可思议的颤抖，“刚才涨停了。10.86，封单八十万手。从我们签合资协议到现在，三个月，涨了50%。”

陈默睁开眼，看向屏幕。

厦门钨业的分时图上，一根笔直的竖线冲天而起，死死封在涨停价。成交量放大到平时的十倍，买一档上，红色的买单不断跳动，八十万手，九十万手，一百万手......

资本在用脚投票。

用最诚实、最赤裸的方式，告诉这个世界：我相信。

相信那些在危机中依然敢扩张的企业，相信那些在绝望中依然敢研发的工程师，相信这个国家最深处的、野蛮生长的力量。

“刘总，”陈默说，声音很平静，“恭喜。”

“是该恭喜，是该恭喜......”刘同语无伦次，“但陈总，我有点怕。涨这么快，是不是......是不是泡沫？”

“不是泡沫。”陈默斩钉截铁，“是价值回归。是资本市场终于看懂了，你们值这个价，中国的制造业值这个价。”

挂断电话，陈默站在原地，久久不动。

窗外的夕阳正在下沉，把整座城市染成金色。远处的海平面上，有轮船缓缓驶过，拉出长长的白浪。

“曼殊。”

“在。”

“从明天开始，减持厦门钨业。”

林曼殊愣住了：“减持？可是陈总，这才刚起步，新能源刀具的市场空间......”

“不是清仓，是减持。”陈默转身，眼神清澈，“从5%减到3%。套现的资金，一半继续加仓格力、福耀、老窖，一半留着。”

“留着干什么？”

“等下一个刘同。”陈默说，目光投向远方，“等下一个在寒冬里依然敢点火，在绝境里依然敢做梦，在所有人都说不行的时候，偏要证明行的人。”

林曼殊明白了。

她想起2000年，陈默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夜清仓所有科技股，所有人骂他傻。他转身投了钨业。

她想起2005年，陈默在千点大底时押上全部身家，所有人说他疯。他转身投了白酒。

她想起2008年，陈默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买入厦门钨业，所有人说他找死。现在，股价涨了50%。

“陈总，您总是在所有人恐慌的时候贪婪。”她说。

“不。”陈默摇头，“我是在所有人只看见风险的时候，看见价值。在所有人只看见寒冬的时候，看见地底下的种子。”

他走到书柜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取出那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

翻开，在新的一页写下：

“2009年6月22日，厦门钨业，10.86元。硬质合金刀具通过德方认证，新能源赛道突破。刘同说，谢谢我没让那些人白干。”

写完，他停顿片刻，又加了一行小字：

“但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他们，没让我这趟重生白来。”

合上笔记本，放回抽屉。

窗外，华灯初上。

深圳的夜晚从不真正黑暗。工厂的灯火，码头的灯火，写字楼的灯火，交织成一片光的海洋。那光里，有流水线的轰鸣，有键盘的敲击，有实验室里的不眠夜，有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梦想和挣扎。

而陈默知道，自己只是其中之一。

一个搭便车的人，一个递车票的人，一个在历史的洪流中，努力握住方向盘的人。

电话又响了。

这次是赵磊，声音激动得变了调：“陈总！您快看新闻！国务院常务会议刚结束，新能源车补贴政策出来了！最高补贴六万！六万啊！”

陈默走到屏幕前。

财经新闻的弹窗一条接一条：

“国务院：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

“十城千辆工程启动，每辆车最高补贴6万元”

“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政策春风”

他点开其中一条，正文里写着：“对试点城市公共服务领域购买新能源汽车给予补助，其中纯电动乘用车每辆最高补贴6万元......”

窗外，忽然传来烟花声。

陈默走到窗边。远处的人才公园里，正在举办庆典。一朵朵烟花在夜空中炸开，红的，绿的，金的，像这个时代最绚烂的注脚。

他想起1991年，他重生第一天，在深交所门口买下第一手股票。

那个卖他股票的老大爷问：“后生仔，这玩意就是张废纸，你买它干啥？”

他说：“大爷，这不是纸，这是船票。”

“啥船的票？”

“一艘叫‘中国’的大船的票。”

十八年过去了。

这艘船经历过1994年的宏观调控，经历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经历过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经历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现在，它驶出了最险的航道，前方是更宽阔的海。

而陈默手里握着的，已经不止是一张船票。

是桨，是帆，是能在风雨中不灭的灯。

手机又震了，是刘同发来的短信，只有一句话：

“陈总，春天来了。”

陈默抬起头，看向夜空。

又一朵烟花炸开，金色的光芒洒满城市，也洒在他脸上。

他笑了，轻声回答：

“不，刘总。”

“是我们的春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