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明哲是第一个感觉到这场仗打得有多“没劲”的人。
身为陈家村的“留守管带”，他每礼拜两次跟陈卫国团长通电报。起初，这种通话还决定着血肉横飞的战事进程，局势清晰得像摊开的地图，让他们随时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下一步往哪儿踩。那时的陈卫国虽然从不跟人“掏心窝子”，就算对最铁的弟兄也一样，但语气里好歹还留着点“人味儿”，能让电报线那头的人听出：嗯，是卫国。
好多次，他都会把通话拖得比预定时间长，扯着扯着就唠起家常。可随着战事越打越黏糊、战线越拉越没边，他那形象在电报的“滴滴答答”里，渐渐模糊，消逝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代表他声音的“点横码”越来越遥远、越来越飘忽，拼出来的字句逐渐失去了意义。贺明哲只是听着，心里一阵阵发慌，觉得像是在跟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通电。
“明白，卫国，”他总是按下发报键，用这句话收尾，“驱除鞑虏！”
他最终失去了和这场战争的一切关联。曾经那些真实的经历、那股青春年代不可抗拒的“热血”，如今对他而言，都成了遥远的、虚无的注脚。
他在阿娇的缝纫间里找到了唯一的安慰。他每天下午都去看她。他喜欢看着她的双手在细麻布上捏出精巧的褶子，而“美人儿瑞梅”则在一旁，慢悠悠摇着缝纫机的把手。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待上几个时辰，享受彼此的陪伴——虽然，是沉默的陪伴。
但当阿娇因他“痴心不改”而暗自有点高兴的时候，他却完全猜不透她那捉摸不透的心思。刚听到陈卫国要回来的消息，阿娇心里焦得像热锅蚂蚁。可当她看见贺明哲混在陈卫国的卫队里进门，看见他被流亡生涯折磨得脱了形，被岁月和遗忘催得更显老，浑身汗臭和尘土，左胳膊吊着脏兮兮的绷带，模样狼狈，甚至还闻到他身上一股牲口棚似的味儿时，她差点因幻灭晕过去。
“老天爷，”她想，“这可不是我盼的那个人。”
但第二天他再来时，已经剃了头洗了澡，胡子上抹了头油，香喷喷的，胳膊上那血糊糊的绷带也不见了。他还给她带了本烫着金边、散发着珍珠光泽的《金刚经》（替换祈祷书）。
“男人真怪，”她这样说，因为想不出别的话，“跟‘洋教’打了一辈子仗，到头来还送人经书。”
从那以后，即使是仗打得最凶的时候，他每天下午照样来看她。有很多次“美人儿瑞梅”不在，他就负责摇缝纫机。阿娇面对这个男人表现出的恒心、忠诚和温顺，有点不知所措——他明明大权在握，却总是把所有家伙留在堂屋，赤手空拳走进缝纫间。
四年里，他求了无数次。她总能找到法子拒绝，却又不伤着他——因为她虽然不再爱他，却也离不开他。“美人儿瑞梅”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还被认为“脑子有点慢”，却为这“痴情”感动，自愿给贺叔叔当“说客”。
阿娇突然间发现，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小丫头，刚“及笄”，就已出落成陈家村有史以来最扎眼的姑娘。她感到当年对丽贝的那种怨毒，又在心里活了。她祈求菩萨别让自己走上“咒她死”的极端，同时，把她赶出了缝纫间。
就在这段日子，贺明哲开始厌倦战争了。他对阿娇百般劝说，流露出深沉到骨子里的柔情，甚至表示愿意为她抛弃用锦绣年华换来的“功名”——但没能说动她。
八月的一个下午，阿娇在彻底回绝了这位“倔驴”后，再也受不了自己这“执拗性子”带来的重压，锁在房间里，为“孤独到死”的命运，放声痛哭。
“你我都忘了吧，”她对他说，“咱们都老得……不适合谈这个了。”
那天下午，贺明哲收到了陈卫国的电报。一次例行公事的通话，没给那“黏糊”的战局带来任何突破。话快说完时，贺明哲望着窗外荒凉的街道、桂花树叶上凝结的雨水，感觉自己在孤独里彻底迷了路。
“卫国，”他悲伤地敲下发报键，“陈家村……在下雨。”
线路上一阵长久的沉默。
忽然，机器上跳出陈卫国冷漠的回应：
“别犯傻，老贺，”电码如是说道，“八月下雨，很正常。”
两人太久没见面，贺明哲猝然收到这么粗暴的回答，懵了。
两个月后，陈卫国回到陈家村，这“懵”变成了惊愕。连王氏都惊讶于他的改变。他回来时没声张、没带卫队，不顾天热裹着件旧斗篷，和三个相好（情人）挤在同一间屋里，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吊床上晃荡。他几乎不看那些通报“一般战况”的电文。有一次，贺明哲请示他，怎么从边境一处地方撤军，免得惹上“洋人”。
“别拿这种屁事烦我，”他下令，“去问菩萨。”
那大概是战局最紧张的时候。最初支持“革命”的乡绅，已经和“保守派”的地主签了秘密协定，阻挠“清丈田亩”。那些在战乱里“浑水摸鱼”的政客，已经开始公开指责陈卫国“行事过激”。但即使是这样的“群起而攻之”，也没能让他往心里去。
他写下的五卷多诗稿，再也没读过，被遗忘在箱底。到晚上或午睡时，他会从自己的女人里叫一个上吊床，从她身上获得点“乐子”，然后沉沉睡去，脸上看不出一丝忧虑。这时只有他自己知道，他那惶惑的心，再也静不下来了。
起初，他陶醉于“凯旋”的荣光，沉醉于那些“不可思议”的胜利，站在“显赫声名”的悬崖边。他把某个兵书上的古代名将（替换马尔伯勒公爵）奉为导师，据说那人一身“虎皮虎爪”的华服，能让大人敬畏、小孩吓哭。正是那时，他定下规矩：任何人，包括王氏，都不得靠近他三丈以内。他走到哪儿，都待在副官用粉笔画出的、只有他一人能进的“圈”中心，从那儿发出简短、不容置疑的命令，决定着一大片土地的命运。
他枪毙周世坤将军后，第一次去“蛮州”时，一点没耽搁，就去完成死于自己之手的“受害者”的遗愿。将军的遗孀接过眼镜、长命锁、怀表和戒指，却没让他进门。
“请别进来，团长。”她对他说，“在您的‘仗’里，您说了算。但在我家里，我说了算。”
陈卫国没显出丝毫不快。但等他的“亲兵”把那位寡妇的家拆成平地、烧成白灰之后，他的心才“恢复平静”。
“留神你的心，卫国，”贺明哲对他说，“你正在……活活烂掉。”
那时，他召集起义军的主要“头领”开第二次“大会”。会上鱼龙混杂：有“理想家”，有“野心家”，有“冒险分子”，有“愤世嫉俗的”，还有普通罪犯。甚至一个前朝廷贪官也在里头——他贪污了公款，投身“义军”来“逃避王法”。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为啥打仗。他们彼此间分歧大得差点当场火并。就在这“乌烟瘴气”里，一个居心叵测的强人冒了出来——“笑面虎”涂天豹（特奥菲洛·巴尔加斯）。他是山里生番（印第安人）出身，大字不识，却一肚子坏水，同时有种“救世主”般的煽动力，引得手下死心塌地跟着他。
陈卫国召集大会，是想“统一指挥”，抵制城里那帮“政客”的操纵。但“笑面虎”抢在了他前头：短短几个时辰，就让那些最厉害的将领结成的“联盟”土崩瓦解，自己攫取了“总指挥”的位子。
“这是头奸猾的畜生，得提防，”陈卫国对手下的军官们说，“对咱们来说，这人比‘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更危险。”
这时，一个一向极其腼腆的年轻“哨官”，小心翼翼地竖起食指。
“这简单，团长，”他提议，“得做了他。”
让陈卫国吃惊的，不是这建议的“冷酷”，而是竟然有人一瞬间，抢先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
“别指望我下这个令。”他说。
他没下命令。的确没有。但十五天后，“笑面虎”涂天豹遇伏，在乱刀下被剁成了肉酱。大权，落到了陈卫国手里。
就在他的“权威”被所有起义军头领“承认”的当夜，他猝然惊醒，叫喊着要毯子。一种透骨的寒意，从里到外冻僵了他，就算烈日当空也驱不散，折磨得他好几个月睡不好，到后来成了习惯。
“权力”带来的陶醉，消散在一阵阵莫名的“心烦”里。他试图找到驱寒的法子，就下令枪毙了那个提议“暗杀”涂天豹的年轻哨官。
他的命令，总是在发布之前——甚至早在他动念头之前——就已被执行，而且总会执行得超出他事先敢想的“狠”。
他大权独揽，却在孤独中彻底迷了向。被占领村镇里百姓的“欢呼”让他厌烦，因为他们也曾向他的敌人发出同样的欢呼。每到一处，他总能看见那些少年用和他一模一样的眼神望着他，用和他一模一样的声音同他说话，向他致意时那警惕的神色，和他回应时的神色一般无二——而且都自称是他的儿子。
他感觉自己被分裂，被重复，从未这般孤独。他确信手下的军官对自己撒谎。他对兵书上那位“古代名将”也产生了敌意。
“最好的朋友，”那时他常这样说，“是刚咽气的朋友。”
他厌倦了战事的“无常”，身陷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的恶性循环，总在原地打转，只不过一次比一次更老，更衰朽，更不知道为啥打、怎么打、要打到啥时候。
总有人待在那“粉笔圈”外，手头紧巴的，儿子得了“百日咳”的，因为再也受不了嘴里那股“粪一样”的战争味、想一睡不醒却还得鼓足最后那口气“报告”的：
“一切正常，我的团长。”
“正常”——恰恰是这场“无尽的战争”最可怕的地方：啥也没改变。
他深陷孤独，再也感知不到“预感”。他为了逃避必将陪伴终生的“寒意”，回到了陈家村，在最久远的回忆里，寻找最后的安慰。
他如此“懒怠”，当听说“党组织”派来个“代表团”，商议怎么打破战争僵局时，也只是在吊床上翻个身，连眼皮都懒得完全睁开。
“带他们……逛窑子去。”他说。
来的是六个穿着绸衫、戴着礼帽的“师爷”，在十一月的日头底下，以极大的毅力忍着酷暑。王氏把他们安顿在家里。白天他们大部分时间关在屋里“密谋”，到了晚上就请来卫兵和唢呐班子，自费去“悦来茶棚”“消遣”。
“别打扰他们，”陈卫天下令，“总之，我知道他们想要啥。”
十二月初，那场“期待已久”的会谈开始。很多人以为会极其漫长，结果不到一个时辰就完了。
在闷热的客厅里，那架盖着像裹尸布似的白床单的八音琴，透出几分“鬼气”。陈卫国就坐在琴旁，这回，周围没有副官用粉笔画的“圈”。他被自己的“政治顾问”们簇拥着，坐在椅子上，裹着条羊毛毯，安静地听“使者”们说那“简要的建议”。
他们首先请求：放弃“清丈田亩”，以重新换取“开明乡绅”的支持。其次请求：放弃“反对洋教”，以获取“信众”的拥护。最后请求：放弃争取“私生子和婚生子同等权利”，以维护“家庭纲常”。
“你们的意思是，”陈卫国听罢，微微一笑，“我们打来打去，就为了……‘权位’？”
“这只是……权宜之计。”一位代表回答，“眼下最要紧的，是扩大咱们的‘根基’。别的……以后再说。”
陈卫国的一位“顾问”憋不住了。
“这自相矛盾。”他说，“如果这些‘调整’是对的，那就等于说，朝廷那一套才是对的。如果靠这些就能扩大‘根基’，像您说的，那等于说……朝廷的‘根基’更广。说白了，咱们这二十年，是在跟‘天下百姓’作对。”
他还想往下说，但陈卫国用个手势打断了他。
“不用浪费唾沫了，先生。”他说，“重要的是，从今往后，我们只为……‘权位’而战。”
他仍微笑着，接过代表们递上的一叠文书，准备签字。
“既然是这样，”他总结道，“那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他的手下面面相觑，全懵了。
“抱歉，团长，”贺明哲轻声说道，“这……是‘卖身’。”
陈卫国在半空停下蘸了墨的毛笔，将全部威权都压到他身上。
“交枪。”他命令。
贺明哲站起来，把配枪放在桌上。
“去兵营报到，”陈卫国下令，“听候‘军法处’发落。”
随即，他签了那份“声明”，递给“使者”。
“先生们，拿好。”他说，“好好用。”
两天后，贺明哲以“通敌”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陈卫国高卧吊床，对一切求情，置若罔闻。
行刑前夜，王氏不顾“禁止打扰”的命令，闯进他卧室。她一身黑衣，脸上是罕见的肃杀，在那短短一炷香的会面里，一直站着。
“我知道你要毙了明哲，”她一字一顿宣告，“我怎么拦也没用。但我告诉你：我以我爹我娘的骨头起誓，以陈大元的名义在老天爷面前发誓——只要我一看见他的尸首，不管你在哪儿，都会立刻把你揪出来，亲手宰了你。”
没等他回答，她转身就走，最后又丢下一句：
“就跟……你出生时要是带着猪尾巴，一样处置。”
那个漫长得没有尽头的夜里，贺明哲追忆着在阿娇缝纫间里度过的、那些一去不返的午后时光。陈卫国则苦苦挣扎了好几个时辰，试图抓裂自己那孤独的、又冷又硬的“壳”。
自从那个遥远的下午，他爹带他去见识“万年冰”，他唯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金银器作坊里，敲打小金鱼的时候。
他被迫发动三十二场仗，打破与死亡之间的“所有约定”，并像猪一样在“荣誉”的泥坑里打滚，最后耽搁了快四十年才发现——那种“傻呵呵的干净”，有多可贵。
天亮的时候，离行刑还剩一个时辰。他来到牢房，因整夜没合眼而显得精疲力竭。
“戏演完了，老贺，”他对贺明哲说，“咱们离开这破地方。不然蚊子先把你‘叮’死了。”
贺明哲无法掩饰对这态度的轻蔑。
“不，卫国，”他回答，“我宁可死，也不愿看着你变成个……屠夫。”
“不会的。”陈卫国说，“穿上鞋。帮我……把这狗屁仗，了结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想到：结束一场战争，比发动它，要难得多。
他花了将近一年，用血腥手段逼朝廷同意对“义军”有利的“和议”。又用了一年，说服自己这边的人接受这些“和议”。他甚至不惜动用超出想象的铁腕，镇压手下那些不肯“卖掉胜利”的军官的“反水”，最后还是借助“敌人”的力量，才让他们“服了软”。
他从未像那时一样“骁勇善战”。他终于能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而不再为那些“空泛的道理”、不再为政客们“见风使舵、翻云覆雨”的口号而战——这信念让他重新燃起一股邪火般的“斗志”。
贺明哲一如以往，坚定、忠诚。当初怎样为“胜利”而战，如今便怎样为“失败”而战。他曾责备陈卫国“无谓的鲁莽”。
“别担心，”陈卫国微笑着回答，“死……远比想的要难。”
就他而言，的确如此。他坚信自己的“大限”早已注定，这信念赋予他一种神奇的“不死之身”，让他在枪林弹雨里毫发无伤，最终赢得一场比胜利更艰难、更血腥、代价更高昂的……失败。
在将近二十年的“沙场”生涯里，陈卫国多次回家，但由于总是身处“紧急状态”，总有军队随员“簇拥”，总有“传奇光环”罩着——那“光”连王氏也“无法视而不见”——最终，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他最近一次回陈家村，是和三个相好单住一处，只在家里出现过两三回，还都是“有空回来吃午饭”的时候。“美人儿瑞梅”和战时出生的那对双胞胎，几乎都不认识他。阿娇也无法将少年时代敲打小金鱼的哥哥，和这个用“三丈隔离线”把自己和别人隔开的“传奇军人”联系起来。
然而，当“停战”的日子临近，家人想到他会“变成正常人回归家庭”时，那长久沉睡的亲情，便以前所未有的劲头，复苏了。
“总算，”王氏说，“咱们家，又有‘当家’的男人了。”
阿娇第一个怀疑，家里人已经永远失去他了。
停战前一礼拜，他没带卫队，只让两个打赤脚的勤务兵走在前头，进家后把骡背上的鞍和装着诗稿的箱子卸在长廊里——那是他当年“帝王行头”仅存的部分。
她看见他从缝纫间门口经过，叫了一声。
陈卫国似乎一时想不起她是谁。
“我是阿娇呀！”她为他的“归来”感到欣喜，高兴地说，又向他举起缠着黑纱的手，“你看。”
陈卫国微微一笑，一如那个遥远的清晨，他被判死刑回到陈家村，第一次看见她缠着黑纱的时候。
“真吓人，”他说，“时间……过得真快。”
朝廷的兵不得不把房子“保护”起来。他回来的这一路上遭人唾骂，被指责“把仗打得更狠，就为了卖个更好的价钱”。他发烧畏寒，浑身发抖，胳肢窝里又一次长满了热疮。
六个月前，王氏听说了“停战”的消息，就把他的“新房”清扫一新，又在各个角落点上檀香，想着他这次回来，总该在瑞梅那些发了霉的布娃娃中间，“安度晚年”了。
然而，最近两年他已耗尽了对生命的全部“眷恋”，连“安度晚年”这事，也跟他无缘了。
他从王氏格外用心拾掇过的金银器作坊门口走过，甚至没发觉门上的锁眼里，已经插好了钥匙。他对时光在家中侵蚀出的种种“令人心碎的细微创痕”毫无察觉——而任何一个还留着点“鲜活记忆”的人，像他这样“长久离家后归来”，都本该触目惊心。
墙上石灰剥落，角落蛛网絮结，海棠花蒙尘，房梁上白蚁蛀痕纵横，门后青苔累累……然而，乡愁的“精巧陷阱”白白设下——这一切，都没能勾起他一丁点“忆旧伤怀”。
他在长廊里坐下，裹着毯子，连靴子也没换，仿佛只想等雨停。整个下午，他都在看落在海棠叶子上的雨水。
王氏这才意识到：他不可能在家里待得长久。
“如果不是仗，”她想，“那就是……‘死’，要把他带走。”
这推测如此清晰可信，她把它当成了一种“预兆”。
当天晚饭桌上，那个应该是“陈卫国（老二）”的孩子，用右手掰馍，用左手喝汤。而他的双胞胎兄弟，应该是“陈爱国（老二）”，用左手掰馍，用右手喝汤。动作整齐划一，不像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倒像是照镜子。
这“把戏”是双胞胎意识到彼此“长得一样”后发明的，这次为了“给他接风”，又特意演了一遍。但陈卫国毫无察觉。他完全心不在焉，甚至都没注意到“美人儿瑞梅”光着脚丫走回自己卧房。
只有王氏，敢打断他的“出神”。
“如果你注定还要走，”她在饭吃到一半的时候说，“至少……记住我们今晚的样子。”
这时，陈卫天才意识到——却毫不意外——王氏是唯一能够看透他不幸的人。
多年来，他第一次鼓起勇气，正视她的脸。
皮肤皴裂，满口蛀牙，头发枯白，眼神里藏着惊惶。他唤起心里尚存的、最久远的记忆——那个他曾“预感”滚烫的汤锅会从桌上掉落的下午。相比那时，如今的她，已是面目全非。
一瞬间，他意识到半个多世纪的操劳，给她留下了种种创伤与疤痕，也证实了：这些磨难，并不能在自己心里激起……分毫的“可怜”。
于是，他作出最后的努力，在心里寻找“情感”被腐蚀殆尽的“地方”。
没能找到。
曾几何时，他在自己皮肤上嗅到王氏的“体味”，至少还隐约感到“羞臊”。他也不止一次感到，自己的“念头”受她“干扰”。
然而这一切，都已被战争“抹去”了。
就连瑞梅，他的妻子，此刻也不过是某个足可做他女儿的人的、模糊的影子。
他在“爱的荒漠”里结识的无数女人，把他的“血脉”播撒在整个沿海，却不曾在他的“情感”里，留下任何痕迹。
她们大多摸黑进房，天亮前溜走，第二天给他留下的，只是肉体上那点“厌倦”。
唯一经受了“时间”和“战争”考验的，只有孩提时代他对哥哥陈爱国的“感情”——但那也不是基于“友爱”，而是源于……“同谋”。
“对不起，”他找借口，推脱了王氏的请求，“这场仗……把什么都毁了。”
此后的日子，他忙着毁去在世上留下的一切痕迹。
他清理金银器作坊，只留下不带任何个人记号的工具。把自己的衣服送给勤务兵。怀着当年他爹埋葬戳死潘阿贵的那杆矛时的“忏悔”心情，把武器埋在院子里。
他只留下一把手枪，一发子弹。
王氏没有干涉他。只是在他想毁掉瑞梅的银版照片时，才上前拦住。那照片摆在客厅，前面点着盏长明灯。
“这张相，早就不‘属’于你了。”她说，“这是留给……全家人的‘念想’。”
到停战前夜，家里一件与他有关联的“东西”，都没剩下了。
他带上装诗稿的箱子，来到灶房，遇上索菲亚正准备生火。
“用这个点，”他对她说，递过第一卷发黄的纸，“更好烧。都是……很旧的‘玩意儿’。”
索菲亚一向寡言温顺，连对自己的儿子都从未“顶嘴”，这时却觉得不能听他的。
“这是……要紧的‘文书’。”她说。
“哪儿的话，”团长说，“是自己……写给自己的‘废话’。”
“那么，”她说，把柴火递还给他，“您……自己烧吧，团长。”
他不仅照做，还用小斧子把箱子劈了，木片丢进火里。
几个时辰前，春娘来看过他。多年未见，陈卫国惊讶于她已这么老，这么胖，同时纸牌算卦的“手艺”又如此精进。
“当心嘴。”她告诉他。
他不禁暗自琢磨：她在他“声誉如日中天”的时候也这么说过，莫非那是对他“命运”的预见，只是惊人地……提前了？
不久，他的“私人郎中”为他除掉热疮时，他“不经意”地问了句：
“心口……确切在哪儿？”
郎中用听诊器听过，拿蘸了碘酒的棉团，在他胸前画了个圈。
星期二，“停战日”的清晨，天气温和，细雨绵绵。
陈卫国不到卯时（五点）就走进厨房，喝他惯常喝的、不加糖的浓茶。
“你就是在这种天气里生的，”王氏对他说，“所有人，都被你睁开的那双眼……吓着了。”
他没有理会。因为他正专心听着外头部队的集合声、唢呐声和打破黎明寂静的、颁令的吆喝。尽管经过多年“军旅”，对这些早已“司空见惯”，但这回，却仍像年轻时面对一个女人的身子一样，感到双膝发软，浑身打颤。
他最终还是陷进了“怀旧”的罗网，隐约想着：自己如果娶了她（瑞梅？），或许会远离战争和“功名”，做个无名的匠人，一头……幸福的牲口。
这迟来的“颤抖”，并不在他预料中，给早饭添了几分说不出的苦味。
辰时（七点），贺明哲带着一群起义军军官来找他，发现他变得更加沉默、孤独、阴郁。
王氏想在他肩上披条新毯子。
“官府会咋想，”她对他说，“人家还以为，你是连买毯子的钱都没有……才‘投’的。”
但他没接。直走到门口，看见雨还在下，他才答应戴上陈大元的一顶旧斗笠。
“卫国，”这时王氏对他说，“答应我。你如果在那边……碰上过不去的坎，就想想……你娘。”
他冲她淡淡一笑，伸直五指举起手，一言不发，走出门去，迎上一路的叫喊、谩骂和诅咒，直到镇子口。
王氏挂上门闩，决定有生之年，不再摘下。
“我们就在家里……烂掉吧。”她想，“就在这没有男人的家里，化成灰。绝不能让这丢人现眼的镇子……看见我们流泪。”
她整个上午翻遍最旮旯的角落，却没能找到任何能拿来“怀想”儿子的物件。
仪式在距陈家村四十里地的一棵巨大的木棉树浓荫下举行。日后，会围绕这棵树建起“安宁镇”（尼兰迪亚）。
负责接待“官府”与“两党”代表，以及起义军“缴械代表团”的，是一群身着白衣、叽叽喳喳的“小尼姑”（见习修女），她们活像风雨里盘旋乱飞的、受惊的鸽子。
陈卫国骑着匹泥迹斑斑的骡子到来。他没刮胡子。既然已抵达一切希望的终点，丧失了全部荣光以及对荣光的“怀念”，比起“梦想的破灭”，倒是热疮的烦扰更让他难受。
按他的要求，现场没有乐曲，没有爆竹，没有庆典的钟锣，没有欢呼喝彩——没有任何可能破坏“停战”那悲凉气氛的“程序”。
一位走四方的照相师傅为他拍了唯一一张本可能“流传后世”的相，却被迫在显影前，砸了底版。
仪式仅仅持续了签文书所需的一段时间。各方代表在打着补丁的马戏帐篷正中一张简陋桌前就坐。死心追随陈卫国到最后的军官，围在四周。
签字之前，朝廷的“特使”准备高声朗读“降书”。但陈卫国表示反对。
“别在‘样子’上浪费时间了。”他说，看也不看，就要在文书上落笔。
这时，他手下的一位军官，打破了帐篷里那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默。
“团长，”他说，“拜托……别第一个签。”
陈卫国同意了。
现场一片死寂，静得仿佛能从清晰可辨的、笔尖划过纸的“沙沙”声里，听出签的是谁的名字。
文书在桌上整整转了一圈。最前面那个位置，依然空着。
陈卫国准备填上这空白。
“团长，”他手下的另一位军官说，“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陈卫国不为所动，在第一份文书上，签了名。
最后一份还没签完，一位起义军的“哨官”牵着匹骡子，出现在帐篷门口。骡背上驮着两个箱子。来人非常年轻，却显出一股“老成持重”的样。他是陈家村一带“义军金库”的保管人。他拽着这匹饿得前胸贴后背的骡子，艰难跋涉了六天，终于在“停战协定”签字的日子，及时赶到。
他万分谨慎地卸下箱子，打开，一块接一块，共取出七十二块金砖，摞在桌上。
没人记得有这笔“财”存在。
最近一年的混乱中，“中央指挥部”四分五裂，“革命”沦为各部“头领”之间的血腥混战，再无任何“规矩”可言。“义军”的黄金被熔铸成“金锭”，后来又裹上一层陶土，却落得无人看管。
陈卫国将这七十二块金砖列入“上缴”的清单，不容分说，当下就结束了仪式。
那瘦削的年轻人仍站在他面前，一双糖浆色的眸子，肃然地望着他的眼睛。
“还有事？”陈卫国问。
年轻哨官从牙缝间，挤出俩字：
“收据。”
陈卫国亲笔写了张收据给他。
随后，他喝了杯“小尼姑”们分的薄荷水（替换柠檬水），吃了块米糕，就退到事先给他备好、供他“歇息”的野战帐篷里。
他脱下褂子，坐在行军床边，于申时三刻（下午三点一刻），拿起手枪，朝胸前私人郎中画圈的地方，开了一枪。
同一时刻，在陈家村。
王氏见灶上炖着双皮奶的锅，久烧不开，便掀开锅盖——
发现里面，满是蠕动的白蛆。
“他们……杀了卫国！”她尖声喊道。
她出于孤独时养成的习惯，往院里望去——
看见陈大元在雨中淋得浑身湿透，神情哀伤，比死的时候，衰老许多。
“他们背信弃义……杀了他！”王氏对此确信无疑，“没人会好心……给他合上眼！”
到傍晚，她透过泪水看见，发光的橙色圆盘如闪电般急速飞过天空，便相信，这就是死亡的兆头。
当她还在桂花树下，伏在丈夫（陈大元？不，是她自己想象的幻影）膝上啜泣的时候，陈卫国已被人送回家来。
他裹在结着血迹、变得硬邦邦的毯子里，愤怒地圆睁着双眼。
他没有生命危险。
子弹的轨迹完美无缺。郎中能够将一根浸过碘酒的丝带，从他胸前塞进，又从后背拉出。
“这是我一辈子的‘得意之作’。”郎中得意地对他说，“就这一个‘点’，子弹能穿过去，还不伤着‘要紧的物件’。”
陈卫国发现身边围满了慈悲的“小尼姑”，正绝望地念着经，祈求他的“魂灵安息”。
于是他深深后悔——仅仅为了嘲弄春娘的“预言”，没有按当初的计划，朝下巴（腭部）开枪。
“如果我现在还‘说了算’，”他对郎中说，“我就会不经‘过堂’，直接毙了你。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是因为你让我……成了个笑话。”
短短几个时辰里，自杀未遂，使他恢复了失去的“荣誉”。
那些编造谣言，说他“出卖革命换来一间金砖砌墙的卧房”的人，现在将他的“自杀举动”誉为“悲壮”，视他为“烈士”，大加颂扬。
后来，当他拒绝了朝廷颁发的“忠勇勋章”，连与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也陆续来到家中，请求他推翻停战协定，发动新的战争。
屋里堆满了赔情道歉的“礼品”。
晚些时候，陈卫国才被“旧日同袍”的广泛支持所“触动”，并没有排除……“顺应众意”的可能。
不仅如此，有时他还显得很热衷想“再打一场”。贺明哲觉得，他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由头”。
“由头”出现了：朝廷表示，在“特别委员会”————审查以及“国会”批准“抚恤”申请之前，不会给“自由派”或“保守派”的“老兵”，发一个铜板。
“这是在踩‘协定’！”陈卫国怒吼，“他们会等‘文书’等到死！”
他第一次从王氏买来给他“养伤”的摇椅上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口述了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文，发给朝廷。
在这份从未公开的电文里，他严词谴责“这第一次罔顾‘安宁镇协定’的行径”，威胁说“养老抚恤”的问题，如果不能在十五天内解决，他将再次开战，不死不休。
他自觉态度磊落、大公无私，还期望“保守派”的老兵支持。
然而，朝廷的唯一答复，便是以“保护”为名，加强了部署在他家门口的武装力量，并禁止一切探访。
相似的“措施”，也应用到了其他需要“看着”的军事头领身上。
这场行动雷厉风行，及时“有效”。到停战两个月后，陈卫国伤势“痊愈”时，当初极为坚决鼓动他“起事”的手下，不是被杀，便是被赶走，或是死心塌地……“融”进了官府的各个“衙门”里。
腊月里，陈卫国出了房间，往长廊里只看了一眼，便彻底打消了“开战”的念头。
王氏迸发出与年龄全然不符的活力，令家中焕然一新。
“现在让他们瞧瞧，我是啥人。”她看到儿子没啥大碍，便说，“这世上，再也找不出比咱这‘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人家了！”
她请人清扫、油漆房屋，更换家具，重整花园，播下新花种，大开门窗，让夏日的明净阳光照进卧房。
她宣布那一次次累加的“丧期”，结束。自己也脱下死气沉沉的旧衣，换上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新衫。
八音琴再次奏响，给家里带来虚浮的欢乐。
听到琴声，阿娇想起了皮埃特罗，想起了黄昏时分他佩戴的栀子花、他身上的薰衣草香，她枯萎的内心深处，萌生出经岁月淘洗后的、纯净的幽怨。
一天下午整理客厅时，王氏向“看守”宅子的士兵请求帮忙。年轻的“警卫队长”批准了。
渐渐地，乌尔苏拉不断委派他们“新的差事”。她请他们吃饭，送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识字。
当朝廷撤除“监视”时，有一个士兵还留下来，为家里服务了许多年。
大年初一，年轻的“警卫队长”受不了“美人儿瑞梅”的冷落而“失了理智”，天亮前在她窗前……殉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