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前引语】等真相来的时候，那些年的不解、委屈、甚至恨——都变成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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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一个上海知青来到我们村。
他叫陈远，十七八岁的样子，瘦高个，戴眼镜，说话还文绉绉的。村里人都叫他小陈。
他被安排在村头一间破屋里住。那屋子以前是放农具的，墙是土坯的，窗户糊着报纸，门关不严，冬天漏风。他来的时候是秋天，村里人帮他糊了窗户，垫了稻草，凑了一床旧棉被。
小陈话少，但见人就笑。白天跟着下地干活，晚上点煤油灯看书。村里人都说，这知青有文化，可惜来错了地方。
村东头有个姑娘叫阿芳，那年十八岁。
阿芳家里穷，没读过书，从小帮家里干活，割草、喂猪、插秧，什么都会。她不爱说话，但爱听人说话。有一次路过小陈的屋，看见他在门口看书，就站住了。
小陈抬头看见她，笑了笑。
阿芳脸一红，低头走了。
后来她路过的时候，有时候会偷偷带点东西。几根红薯，一把花生，一个鸡蛋，放在他门口就跑。
小陈知道是谁放的。他会在她下次路过的时候喊住她，说谢谢。阿芳不说话，就站着听。
他开始给她讲上海的事。黄浦江、南京路、外滩的大楼。阿芳听着，眼睛亮亮的。
那是1969年。没有人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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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小陈生了一场大病。
高烧不退，起不了床。村里卫生所没药，只能靠熬。阿芳知道了，每天跑来照顾他。熬药、喂饭、擦身，一待就是大半天。
她爹知道了，气得发抖。
“你不要脸！”
阿芳不说话，第二天还是去了。
她爹追到村头，当着人的面打了她一巴掌。阿芳捂着脸，没哭，站着不动。小陈在床上听见外面的动静，想爬起来却无力起身。
后来村里人劝，说那知青病得快死了，照顾几天也算是积德。她爹才算罢休。
病了一个月，小陈好了。
好起来那天，阿芳站在他门口，看着他，他也看着她。谁也没说话。
后来他们好了。
那是1972年，一个上海知青和一个农村姑娘，在村头那间破屋里，偷偷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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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芳爹知道了。
这一次不是打一巴掌那么简单。他把阿芳关起来，不让出门。关了一天、两天、三天。阿芳不说话，也不求饶。
关到第七天，她爹说：“你嫁不嫁？”
阿芳说：“不嫁！”
关到第十五天，她开始饿得头晕。
关到一个月，她点头了。嫁的是隔壁村一个姓赵的男人，村里人都叫他老赵。老赵三十出头，是个老实人，种地好手，话也少，没结过婚。家里穷，但穷得踏实。
阿芳嫁过去那天，没哭也没笑。穿着红衣裳，低着头，被人领着进了赵家的门。
她爹在后面看着，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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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对阿芳好。地里的活不让她干重，好吃的留给她，晚上打水给她洗脚。话少，但眼里有她。
阿芳知道老赵好。她知道他不嫌弃她心里有人，知道他不问她以前的事，知道他半夜醒来看见她睁着眼发呆，也不问，就翻身继续睡。
她不讨厌老赵，她感激他。
但她不爱他。
爱这种东西，她自己也知道，给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早就给出去了，收不回来。
他不爱老赵，但她嫁给他了，尽了妻子的本分，那个年代农村女人没有选择，生儿育女是婚姻的一部分，她接受。
1975年，她生了儿子。
儿子像老赵，老实巴交的，不爱哭，眼睛亮亮的。阿芳看着儿子，心里软了一下，她想，就这样吧。这辈子就这样吧。
老赵抱着儿子，笑得很傻。
阿芳看着那个笑，心里有点酸。她想，这个男人对得起她，她也要对得起他。
从那以后，她每天做饭、洗衣、喂鸡、带孩子。该做的事一样不少，该尽的本分一样不落。村里人都说，赵家娶了个好媳妇。
没人知道她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看着窗外发呆。
没人知道她心里还装着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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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知青开始返城。
消息传到村里那天，阿芳正在地里干活。她听见有人议论，手里的锄头停了一下。
然后继续干活。
小陈走的那天，她站在村口。远远看见他背着包，往村外走。他没回头，一直走，走到看不见。
她站了很久。
后来有人说，知青们都回城了，上海那么远，不会回来了。
阿芳没说话。
她只知道他走了。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
那年她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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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老赵病了。
病了大半年，越来越重。阿芳每天守着，喂药、喂饭、擦身，和当年照顾小陈一样。老赵瘦成了一把骨头，躺在床上，眼睛还是看着她。
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开口：“你心里那个人，还在吗？”阿芳愣住了。
老赵说：“我知道，一直知道。你不说，我也不问。”
阿芳没说话。
老赵说：“我对你好，不是要你忘了他。是我乐意……”
那天晚上，阿芳第一次在他面前哭了。老赵抬手，想给她擦眼泪，抬到一半，手垂下去了。
那年冬天，老赵走了。
阿芳办完丧事，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久。儿子被奶奶接走了，屋里空空的。
她想，这个男人这辈子，没过上什么好日子。最后几年，还没等到她爱上他。
她不恨他。她只是对不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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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阿芳回到了娘家村。
她在村口开了间小卖部。一间小屋，卖盐、火柴、肥皂、针线。没什么人来，她就坐在门口，看着村口那条路。
村里人都觉得她怪。一个寡妇，不回婆家，也不住娘家，一个人守着个小卖部图什么？
没人知道，那是小陈当年进村的路。她在那儿坐着，等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一等就是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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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夏天，发大水。
那天晚上水涨得很快，很多人还在睡。阿芳半夜起来，看见水漫进屋里，知道坏了。
她没跑。
她挨家挨户敲门，喊人起来。敲了十几户，救了几十个人。
等人们跑到高处，回头看，她的小卖部已经淹了。
她没能上来。
后来人们在河下游找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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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遗物的时候，她儿子翻出了一个铁盒子，里面是一沓没寄出去的信。收信人都是同一个名字：陈远。
信上写的都是这些年村里的事——谁家娶媳妇了，谁家盖新房了，哪年大旱，哪年收成好。每封信最后都有一句：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
还有一张黑白照片，已经泛黄了。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灿烂的站在田埂上笑。
村里老人认出来，那是三十年前来插队的知青。
原来，她在那儿开小卖部八年，不是为了卖东西。是为了等。
等一个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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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去上海找过陈远，找到了。他还活着，已经退休，头发全白了。
听人说完阿芳的事，他沉默了很久。
他说：“我知道她在等我。”
旁边的人问：“那你怎么不回去？”
他说：“我回去了，又能怎样？我有老婆孩子，她也有她的日子。我以为她早就忘了我了……”
他拿出一个信封，里面也是阿芳的照片。黑白的，年轻时候的，同样是站在田埂上笑。
他说：“我也等过。等一个不可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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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沓信后来被阿芳的儿子烧了，烧在她坟前。
“妈，信送到了。”
风吹过来，灰飞走了。
村口那间小卖部的原址上，后来长出一棵树，是阿芳的儿子种的。
他说，让树替她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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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后小结】有些真相，要等很多年才会来。等它来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
但风会知道，树会知道，那个等了一辈子的人，自己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