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后记:煤井深处的佛光

一、煤层与佛龛

我生在豫北,太行山最后一抹余脉在这里收住脚步,把亿万年的力气沉入地底,化作绵延百里的煤层。那是七十年代的第八个冬天,矿医院的产房外能听见运煤火车的汽笛,一声长,一声短,像大地在深呼吸。

父亲就在这呼吸的节拍里,下他的第一千二百四十七次井。

他是1961年分配到矿上的大学生——在那个年代,中专生已是人才,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可父亲学的不是采煤机械,是劳资(工资定额),身高不足一米六,脸上还戴着厚厚的近视镜。矿领导打量他半天,最后说:“小范,井下的活儿,你这身子骨……”

“我能下。”父亲只说了三个字。

这一下,就是二十三年。从工资定额员到劳资科副科长,他能记住全矿六千人的工资标准,能在漆黑巷道里摸着一根支柱就知道是哪个工作面的。可直到1984年,他才在党旗下举起右手——那年他四十三岁,两鬓已有了白发。宣誓回来,母亲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红薯酒。父亲喝到第三杯,忽然说:“合香,今天……我终于跟咱爹一样了。”

他说的“咱爹”,是我姥爷,1953年入党的老工人,邯郸市市级劳模。

母亲没说话,给他又满上一杯。转身去了佛堂——那是阳台隔出的三尺见方,供着从邯郸老家请来的观音。瓷像是老的,光绪年的物件,观音的衣袂在香火熏染下泛着温润的象牙黄。母亲洗手、点香、跪拜,一套仪轨做了几十年,每个动作都熟稔得像身体的本能。

她曾是邯郸国棉二厂的挡车工。十八岁进厂,能在轰鸣的织机声中凭耳朵听出哪根纱要断,手指翻飞间接头,速度快到看不清。照片上她穿列宁装,梳两根麻花辫,站在“劳动模范”的奖状前,眼睛亮得像刚锭出来的纱。

困难时期厂子精简,她主动报名回乡。“我是吃惯苦的,佛爷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何况这是回乡务农,本来我就是农村出来的。”这是她后来常说的话。从纺纱工到农民,再到矿工家属,她推过粪车,挖过河工,在矿区菜市场摆摊卖过菜。但无论日子多紧,每月初一十五的那炷香,从来没断过。

我问过她:“妈,您信菩萨,爸信马列,不矛盾吗?”

母亲正在揉面,准备蒸馒头。手在面团里一下一下地按,像在给大地按摩。她说:

“你爸信的是让人吃饱饭的理,我信的是让人心安的法。吃饱了,心才能安;心安了,干活才踏实——这不就对了?”

面团在她手里渐渐光滑,如一枚圆融的月亮。

二、父亲的巷道,母亲的经

1986年,父亲被提拔了。

从矿务局劳资科副科长,调到市劳动局当副局长。消息传来时,我正在读初中。邻居们来道喜,说“范局长今后可得多照应”,父亲只是笑笑,那天晚饭多炒了个鸡蛋,算是庆祝。

但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我们依然住在矿务局的家属院,父亲依然每天骑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上班,单程四十分钟,风雨无阻。唯一的变化是,家里电话响了——很多都是找父亲“办事”的。

那时母亲在区里的集体小厂“线材厂”上班。厂子效益不好,经常发不出工资,工人们长期放假。很多人都劝父亲:“老范,你管着全市的工资审批、工人调动,把嫂子调到机关或者电厂、供电局,不就是一句话的事?”

父亲接这些电话时,总是“嗯嗯”应着,不答应,也不拒绝。母亲在旁边听着,从不插话。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他们在里屋说话。

母亲说:“今天厂里又没发工资,王姐说让她家老李帮你调动……”

父亲沉默了很久,说:“合香,我管着全市的工资指标、工人调动。今天我给你调了,明天张副局长给他媳妇调,李主任给他小姨子调——这口子一开,规矩就坏了。”

母亲说:“我知道。我就是个挡车工的命,在哪儿不是干活?厂里发不出工资,我晚上多接点毛线活,一样过。”

父亲又说:“我是副局长,更得守规矩。咱家先坏了规矩,我还怎么要求别人?”

母亲笑了——我从门缝看见,她真的在笑:“你做得对。菩萨看着呢,咱不能起贪念。穷有穷的过法,我不怕。”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操守”。

父亲的操守,是“我掌着权,但这权是公家的,一分一毫不能私用”。

母亲的操守,是“我信菩萨,菩萨教我不贪不嗔,苦日子也是修行”。

两种完全不同的信仰,在这个四十六平方米的家里,达成了惊人的一致——不谋私利,甘于清贫,对得起良心。

后来母亲那个小厂倒闭了,她成了“家属”,靠着打零工、接毛线活补贴家用。冬天我们的棉鞋是她纳的底,夏天我们的汗衫是她用劳保手套拆线织的。父亲那点工资,要供我和姐姐读书,要给老家寄钱,每月所剩无几。但母亲从无怨言,她说:“你爸是清官,清官的家眷,就得有个清贫样——这是积德。”

而我父亲,在副局长位置上一干十六年,直到2000年退休。他经手审批的工资指标数以亿计,安排的就业岗位成千上万,但母亲直到退休,还是集体小厂的工人身份,退休金只有父亲的三分之一。

有人替母亲不平,母亲却说:“老范要是以权谋私,今天坐在这儿的是我,明天进去的就是他。现在这样多好,我们睡得踏实。”

三、好人缘:父母留下的福田

母亲先走了。

走得安安静静,像她一生做的那些善事,不声张,不留痕。阳台上那尊光绪年间的观音还在,香炉里最后一炷香,是她临走前三日点燃的,只燃了一半,就凝固在了时光里。

母亲走后,父亲依旧守着规矩过日子,也守着母亲留下的佛堂。他不拜佛,却从不动那香炉,不碰那香灰,像是在替我,替这个家,守住一份温柔的念想。

尽管我已经搬到新区生活二十年,但每次回到矿务局的工人村,或是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单位家属院,依然会有老工人认出我。

“你是老范家的儿子吧?你爸可是好人啊!”在菜市场,卖豆腐的老李会多给我切一块,“八七年我工伤,工资定级卡住了,是你爸跑了三趟给我办下来的。”

“你妈身体还好吗?”在社区诊所,退休的王医生会拉着我问,“那会儿你妈在菜市场摆摊,我闺女发烧,她扔下摊子就帮我送医院……”

甚至在父亲退休多年后,我因为工作去一些单位办事,当对方知道我是“范局长的儿子”时,态度都会温和许多:“范局长当年帮我孩子安排过工作,我们一直记着。”

这些“好人缘”,不是父亲用权力换来的,是他用公正积下的;不是母亲用香火求来的,是她用善行修来的。

父亲去世时,挽联上写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半世劳资满城念想。”来送行的人挤满了殡仪馆院子,很多是他帮助过、但连名字都叫不出的普通工人。

那一刻我真正懂了:父亲这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老共产党员,和母亲这个虔诚的佛教徒,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同一片福田——

父亲用公正,母亲用慈悲;

父亲信党性,母亲信因果;

但最终,他们都得到了百姓的感念,得到了岁月的善待,得到了儿女在提起他们时,那种从心底涌起的、混合着骄傲与心疼的温暖。

这不就是最好的“善有善报”吗?

四、2021年7月,我在洪水里看见的

2021年夏天,豫北暴雨。

我作为志愿者在安置点做灾民疏导。那是个小学的体育馆,挤了三百多人。空气里是汗味、雨水味、泡面味,还有隐隐的恐慌。一个老太太抱着个包袱,坐在角落里,浑身湿透,瑟瑟发抖。

我走过去,递给她一条毯子。她抬头,眼神空洞,忽然说:“同志,我的佛……我的佛还在家里……”

“什么佛?”

“观音……瓷的,这么高,”她比划着,“我供了四十年……水淹到胸口了,我够不着……”

我不知该说什么。按培训,该说“人安全就好,东西还能再买”。但看着她那眼神,我想起了母亲——如果发洪水的是我们矿区的老房子,母亲大概也会这样惦记她那尊观音。

“大娘,”我说,“您告诉我地址,等水退了,我去找。”

“找不到了……都淹了……”她开始哭,不是嚎啕,是那种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

我蹲下身,握住她的手——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冰凉。我说:“这样,您在心里念观音菩萨,念一声,菩萨就听见一声。我在这陪您念,行吗?”

她怔怔地看着我,然后点头。我们就这样,在嘈杂的安置点里,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信佛的老太太,手握着手,她在心里念观音,我在心里念“一切都会好起来”。

那一刻,没有任何违和。

后来疫情,我在社区做义工。给隔离户送菜时,有户人家在门后说:“同志,能帮我请一本《心经》吗?手机上看费眼。”我跑了两家书店,终于在古籍柜台找到一本。送过去时,门开了一条缝,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是个老先生。他说:“谢谢你,小同志。我老伴走得早,我念经给她祈福……”

我说:“您保重身体,就是对她最好的告慰。”

关上门,我站在楼道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父亲的信仰让人站直了,母亲的信仰让人柔软了。

而我的使命,或许就是在这刚与柔之间,做一道渡人的桥。

五、行宽:我的文字修行

所以有了行宽。

有了这个在十世情劫中辗转,最后在农禅中证悟的僧人。

写他时,我常常看见:

他下田插秧的背影像父亲——那种面朝黄土的虔诚,那种“汗滴禾下土”的实在,那种相信土地不会辜负诚心人的笃定。

他灯下诵经的侧影像母亲——那种对不可知力量的敬畏,那种“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惕厉,那种在平凡日子里经营善念的韧性。

他建明心塔的手,既有父亲批文件时的严谨,也有母亲捻佛珠时的温柔。

但最让我动容的,是行宽在修行中展现的那种操守——对信仰的坚守,对戒律的敬畏,对众生一视同仁的慈悲。这多像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手握实权十六年,从未以权谋私,这是共产党员的党性修行;

母亲一生清贫,安于命运,却说“甘于清贫是积德”,这是佛教徒的持戒修行。

而他们共同的“共修”,是不负权力,不负良心,不负众生。

这个故事,是一个煤城长大的孩子,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书。

这一篇,我先敬我的娘——敬她的慈悲、她的善良、她一辈子守着的心安。

信里说:

妈,您传给我的东西,我都留着。

您教我的“慈悲”,我用来对待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就像您当年宁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接济更穷的邻居;

您教我的“不贪”,我用来对待这份党员的身份——知道权力是责任,不是私产,所以不敢乱用,不敢辜负;

您点的那炷香,我没学会怎么点,但我学会了那炷香里的心意——对善的坚信,对恶的警惕,在清贫中保持尊严,在诱惑前守住底线。

爸,您传给我的东西,我也没丢。

您“当官要为民做主”的担当,我用在了每一次为民服务时;

您“规矩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用在了工作中每一次决策时;

您用二十三年井下生涯、十六年清廉为官铸成的那个“范局长”名声,我走在外面时,总觉得肩上有重量——因为知道那不只是名声,是一个老党员用一生践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而行宽的故事,就是这两股血脉——一股来自父亲的太行山,一股来自母亲的滏阳河——在我文字里的汇流。

六、煤与香,同一种温暖

今年过年,大年初一,我在家贴福字。

红底金字,端端正正贴在门上。

盯着那个“福”字,我忽然就懂了——

福,左边是衣,右边是一口田。

衣,是温饱;田,是根本。

真正的福,不是挣来的,是祖先留给你的。

是前人种下,后人收成。

我家这口田,就是我父亲和我母亲,一起种下来的。

去年冬至,我带孩子回老矿区。

老房子还在,阳台上那个佛堂还在,香炉里积着厚厚的香灰,那半炷未燃尽的香,还保持着母亲临走时的模样。

我打来清水,仔细擦拭观音像。瓷像温润如初,母亲的指纹还留在上面。然后我点了三炷香——笨拙地,像第一次学走路。

香烟升起时,我忽然听见了两种声音:

远处运煤火车的汽笛,一声长,一声短,像父亲在巷道里的呼吸——沉稳,有力,承载着万吨重量却从不抱怨;

眼前香火细微的噼啪声,像母亲年轻时纺纱的梭子声——绵密,坚韧,用最细的线织出最暖的衣。

这两种声音,在暮色里交织,竟出奇地和谐。

就像行宽的锦斓袈裟——

右肩白玉蛛,是母亲“但行善事莫问前程”的慈悲;

左肩黑玉蛛,是父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刚直;

二者首尾相衔,如太极圆满,织就了一个中国家庭最朴素的信仰图谱:做好人,行好事,对得起天地良心。

而我,何其有幸。

生在煤井深处,却看见了佛光;

长在唯物主义家庭,却熏染了慈悲香火;

成了共产党员,却永远记得父母教的:真正的信仰不在嘴上,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在权力和清贫面前,保持一个人的样子。

这一切不矛盾。

因为真正的修行,从来不在寺庙里,不在文件里,而在每一天如何活着,每一次如何选择。

父亲的唯物主义是锚,让我在风浪中站稳脚跟——知道世界是物质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要靠双手改变命运;

母亲的佛法是帆,让我在航行中保持方向——知道人要有敬畏,有慈悲,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在物质之上追求精神的安宁。

而行宽的故事,就是我这半个佛门“外甥”,用从“文化母亲”那里学来的丝线,加上从“党员父亲”那里继承的钢骨,编织的一座桥——

连接理想与现实,连接权力与操守,连接清贫与尊严,连接父亲用一生践行的“人间正道”,与母亲用心香供养的“善有善报”。

因为最终,它们指向同一个地方:

一个让好人不吃亏、让清官得善终、让平凡人有尊严、让所有人都能在各自的命运中,活出人的样子、死得心安的世界。

那个世界,父亲叫它“共产主义社会”。

母亲叫它“西方极乐世界”。

而我,更愿意叫它——

明心见性后的,人间。

七、我们都是明心塔的砖

这些年,走过不少地方。

在五台山的黛螺顶,见过磕长头的藏民,额头的茧厚如铜钱;

在红旗渠的青年洞,摸过当年钢钎凿出的印记,深如刀刻;

在深圳的城中村,见过打工者床头贴的观音像,旁边是“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在机关的办公室,见过老干部案头“淡泊明志”的镇纸,压着一沓待批的文件。

我渐渐懂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明心塔”。

有人用经卷垒塔基,有人用政策浇筑塔身;

有人以香火为灯,有人以实干为光;

有人靠祷告获得力量,有人靠汗水接近真理。

但塔尖都指向同一个苍穹——让短暂的生命有意义,让无常的死亡不恐惧,让善念如星火相传,让这片土地上的众生,能在各自的因果中,活出人的尊严、人的温度、人的光。

这座塔:

父亲那样的共产党员在修——用一次公正的审批,一次拒绝的说情,十六年清贫的坚守;

母亲那样的信众在修——用一炷香的虔诚,一次无私的相助,一生甘于清贫的安然;

行宽那样的修行者在修——用一锄田的实在,一声磬的清越,一念渡人的慈悲;

而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也在用各自的方式添砖加瓦:

可能是疫情期间的一次志愿服务,

可能是洪水里的一次伸手相助,

可能是工作中对原则的坚守,

可能是权力前对底线的敬畏,

可能是清贫中对尊严的维护。

明心塔不在远处,就在父亲那辆骑了二十年的自行车里,在母亲那尊供了四十年的观音像里,在我们每一次“该不该”、“能不能”、“对不对”的选择里。

八、尾声:传承

今年是丙午马年。

大年初二,我写完了这一章。

大年初三,正是我父亲去世三年多的冥寿。

我站在家里刚贴好的福字前,一字一句,都在念他,念我娘。

清明,我带儿子去给父母扫墓。

墓地在太行山余脉的一个向阳坡上,下面就是父亲下过二十三年井的矿区。如今的矿区已经转型,建成了光伏电站,一片片光伏板在阳光下闪着蓝光,像给大地披上了袈裟。

儿子问:“爷爷是干什么的?”

我说:“爷爷是管发工资的。但他最骄傲的不是管多少钱,是他管的钱,每一分都发给了该得的人。”

“奶奶呢?”

“奶奶是信佛的。但她最了不起的不是念了多少经,是她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在最穷的时候也没占过公家一分钱便宜。”

儿子似懂非懂,但他在墓前鞠了三个躬——不跪,但恭敬,像他爷爷当年在党旗前那样。

下山时,夕阳正好。远处的光伏板泛起金色,近处的桃树开着花,更远处,新建的高铁像银线穿过田野。

我忽然想起行宽在龙华法会上说的那句话:

“佛不在西天,在人间烟火处;法不在经卷,在众生心田间。我这旃檀功德佛的果位,不是灵山赐的,是十世红尘、万千众生,一针一线、一哭一笑,与我共同织就的。”

对我而言:

“佛”,是母亲在清贫中依然相信“善有善报”的那点念想;

“法”,是父亲在权力前坚守“不贪不占”的那份定力;

“僧”,是每一个在红尘中努力活得清白、死得心安、在传承中点燃善念的普通人。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人间道场里的修行者。

以各自的方式,下各自的井,点各自的香,走各自的路,但最终——

都在用这一生,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做一个,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良心的人。

这个问题,父亲用党性回答了,母亲用佛法回答了,行宽用十世修行回答了。

而我的回答,就在这个故事里。

这一篇,我敬母亲。

下一部,我将以纯粹的马列信仰,再写一书,专敬我的父亲。

南无阿弥陀佛。

也向所有在这片土地上,用各自的方式相信善、践行善、传递善的普通人,深深鞠躬。

因为你们,就是这人间的菩萨。

你们,就是这大地不灭的佛性。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