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省城回来的长途汽车上，李伟吐了三次。
车是老式解放牌客车，座椅的海绵从破洞里露出来，车窗玻璃用木条钉着裂缝。路是砂石路，车一过尘土飞扬，车里弥漫着汽油和汗酸味。乘客大多是农民，带着鸡鸭、麻袋，过道里塞得满满当当。
苏亦帆靠窗坐着，看着外面掠过的田野。十一月，稻子早已收割完，田里只剩下短短的稻茬，像剃秃了的头皮。偶尔有农民在田里烧秸秆，黑烟直直地升上灰白的天空。
李伟又吐了，这次吐在塑料袋里。旁边的大娘嫌弃地挪了挪屁股。
“还……还有多久？”李伟脸色蜡黄。
“两个小时。”苏亦帆把水壶递给他，“喝点水。”
水是早上灌的，已经凉了。李伟喝了一口，又干呕起来。
车到一个叫三里铺的地方停下加水。司机跳下车，提着铁皮桶去路边井里打水。乘客们纷纷下车透气，男人们蹲在路边抽烟，女人们整理被挤皱的衣服。
苏亦帆也下了车。路边有个小卖部，土坯房，门口挂着块木板，用粉笔写着：烟酒糖茶。柜台里坐着个老太太，正在纳鞋底。
“有信纸吗？”苏亦帆问。
老太太抬头看了他一眼，从柜台底下摸出两本信纸。一本是普通的横格纸，一本是带花纹的，贵五分钱。
苏亦帆选了带花纹的。又买了信封和邮票，一共花了三毛二。
“给对象写信？”老太太一边找钱一边问。
苏亦帆没说话。
“对象在哪儿？”
“省城。”
老太太笑了，露出稀稀拉拉的牙：“省城好啊。省城的姑娘，眼光高着呢。”
苏亦帆接过找零，转身走了。老太太还在后面说：“小伙子，听我一句，找个本地的实在……”
车继续上路。苏亦帆把信纸放进书包最里层，贴着那本英文教材。教材硬硬的封面硌着背，但他没挪开。
那是省城的气味。是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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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到县中已经是下午四点。
校门口的老榕树下，赵卫国蹲在那里抽烟。看见苏亦帆，他站起来，烟头扔地上用脚碾灭。
“怎么样？”
“还行。”
“能进决赛吗？”
“不知道。下周五出成绩。”
赵卫国拍拍他肩膀：“走，带你吃饭。”
两人没去食堂，去了校门口的小吃摊。摊主是个瘸腿老汉，大家都叫他老拐。摊子就一辆板车，车上架着煤炉，锅里煮着面条。
“两碗面，多加辣子。”赵卫国说。
老拐应了一声，往锅里下面条。面条是手工擀的，粗粗的，在滚水里翻腾。
“沈莞宁回来了。”赵卫国突然说。
苏亦帆抬头：“什么时候？”
“昨天。地区一中的车送回来的。”赵卫国压低声音，“听说在省城唱得好，有老师看上了。但……”
“但什么？”
“但她家没钱。”赵卫国说，“学音乐多贵你知道不？买架钢琴就得一千多。她爸是纺织厂工人，一个月工资四十八块五。”
面条好了。老拐盛进两个粗瓷碗里，浇上肉汤，撒上葱花和辣椒油。肉汤里没什么肉，只有几片肥肉膘。
苏亦帆低头吃面。辣，烫，面条还有点硬。
“她人呢？”他问。
“在家吧。听说回来就病了，发烧。”
苏亦帆放下筷子。
“别。”赵卫国按住他，“现在去不合适。她妈在呢。”
“我就看看。”
“看看更难受。”赵卫国说，“你见过她家没？一家五口住二十平米的平房。她跟妹妹睡一张床，床底下塞满了杂物。墙上糊着报纸，还是1978年的。”
苏亦帆见过。暑假送她回家时见过。窄窄的巷子，低矮的房子，公共厕所的味道飘得很远。沈莞宁每次走到巷口都会加快脚步，好像想快点穿过那片窘迫。
“那也得去。”苏亦帆说。
“你想清楚。”赵卫国看着他，“你去了能干什么？你能给她买钢琴？能给她交学费？你现在连自己明天吃什么都得算着。”
这话很糙，但是实话。
苏亦帆口袋里还剩一块二。父亲给的五块钱应急钱，两块钱买了英文书，八毛钱买了信纸信封邮票，车票是学校报销的，但吃饭花了五毛，还剩一块二。
一块二，在1984年的县城，能买三碗面，或者一斤半猪肉，或者给沈莞宁买……什么都买不了。
“我回去了。”苏亦帆站起来。
“面还没吃完。”
“不饿了。”
他背着书包往学校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头部正好伸进县纺织厂的大门——沈莞宁父亲工作的地方。
大门是铁栅栏的，漆成了绿色，但已经斑驳。门口贴着告示：“安全生产，人人有责”。下班的工人正往外走，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脸上带着疲惫。
苏亦帆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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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物理实验室的灯亮到半夜。
苏亦帆在焊一个新电路。不是作业，不是竞赛，是他自己想做的：一个简易的音乐发生器，能用不同频率的方波模拟简单的旋律。
原理很简单：用555定时器产生方波，通过电位器调节频率，频率对应音高。他能模拟的音很少，只有八个，刚好是《东方红》的前八个小节。
焊锡熔化，凝固。电路板上的铜箔线路慢慢连接起来。示波器接上，屏幕出现方波的波形，像锯子的齿。
他试了试。按下按钮，蜂鸣器发出单调的“嘀”声。调节电位器，音高变化。
粗糙，难听，但确实是音高。
就像他们的生活。粗糙，但确实在发出声音。
实验室门开了。陈老师走进来，手里拿着两个烤红薯。
“门卫说你还在这儿。”他把红薯放在实验台上，“趁热吃。”
红薯用报纸包着，还烫手。掰开，金黄的心，冒着热气。
“想沈莞宁了？”陈老师问。
苏亦帆没说话。
“我年轻的时候，”陈老师自己剥着红薯皮，“也喜欢过一个姑娘。是知青点的，上海来的。”
实验室的日光灯嗡嗡响。
“她会拉小提琴。真的小提琴，不是二胡。晚上收工后，她就在知青点的院子里拉，拉《梁祝》。”陈老师咬了一口红薯，“我们都围着她听。听不懂，但觉得好听。”
“后来呢？”
“后来她回城了。1978年，知青大返城。她走的那天，我去车站送她。她给了我一张照片，是她拉琴的照片。说留个纪念。”
陈老师从口袋里掏出钱包，从最里层抽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已经发黄，边角磨损。照片上的姑娘梳着两条辫子，抱着小提琴，对着镜头笑。
“再后来呢？”苏亦帆问。
“没后来了。”陈老师把照片收起来，“她回上海了，我考上了师专。两年后我听说她结婚了，对象是个工人。又过两年，听说她下岗了。现在……不知道了。”
他把红薯吃完，拍拍手：“所以说啊，有些东西，留不住就是留不住。不是你不努力，是时代、是命运、是……太多东西了。”
“那您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没留住她。”
陈老师笑了：“留？拿什么留？我那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拿什么留住一个拉小提琴的上海姑娘？”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县中的操场，空荡荡的，月光照在煤渣跑道上，像铺了一层霜。
“但是，”陈老师说，“我不后悔听过她拉琴。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的声音。”
他拍拍苏亦帆的肩膀：“所以啊，如果沈莞宁真的能唱歌，你就让她唱。你能听见，就是福气。”
陈老师走了。实验室里又只剩下苏亦帆一个人，和示波器屏幕上跳动的波形。
他继续焊电路。这次焊得很慢，很仔细，好像不是在焊电路，是在焊什么东西更脆弱的东西。
焊完了，他按下按钮。
蜂鸣器响了。单调的，粗糙的，但确实是《东方红》的旋律：
“|5 56 |2 -|……”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电路板上，照在他手上，照在那些银色的小焊点上，像眼泪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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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二天是周六，苏亦帆去了七里镇。
父亲正在给镇小学修课桌。十几张课桌堆在院子里，桌面坑坑洼洼，有的还刻着“早”字——模仿鲁迅。
“回来了？”父亲头也不抬。
“嗯。”
“考得咋样？”
“等结果。”
父亲拿起刨子，推过桌面。木屑卷曲着落下，像刨花，也像时光的碎屑。
苏亦帆在门槛上坐下，看着父亲干活。父亲的手很稳，刨子推过去，桌面就平了。不平的人生，能不能也这样刨平？
“爸。”他说，“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但她需要的东西，你给不了，怎么办？”
父亲停下刨子，直起身，捶了捶腰。
“那就承认给不了。”他说，“硬要给，给不起，最后两个人都累。”
“可是……”
“可是你不甘心。”父亲接过话，“你觉得你该给她最好的。但孩子，这世上最好的东西，往往不是钱能买的。”
他走到水缸边，舀了一瓢水喝。水瓢是半个葫芦做的，边沿已经磨得发亮。
“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父亲说，“家里就一张床，一个柜子，连桌子都没有。吃饭就在床板上吃。但我妈会唱歌。晚上睡不着，她就小声唱歌给我听。唱《白毛女》，唱《红梅赞》。”
“后来呢？”
“后来她病了。肺病。没钱治，拖了两年，走了。”父亲的声音很平静，“她走的那天晚上，还给我唱歌。声音已经很弱了，但我听清楚了，是《红梅赞》。”
他把水瓢挂回缸边：“所以你看，我能给她什么？我连药都买不起。但我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一个儿子。她给了我她的歌。这就够了。”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的广播声，是县广播站的午间新闻，声音断断续续。
“所以，”苏亦帆问，“您觉得我该怎么做？”
“该读书读书，该考试考试。”父亲重新拿起刨子，“你考上大学，有出息了，说不定就能帮她。你现在自己都顾不上，拿什么帮别人？”
刨子推过木面。沙，沙，沙。像时间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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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周日下午，苏亦帆去了沈莞宁家。
没提前说，就去了。拎着一网兜苹果，是父亲让他带的：“空手去不像话。”
纺织厂的家属区是一片红砖平房，一排排像火柴盒。每排房子前有公用水龙头，几个妇女正在洗衣服，肥皂泡漂了一地。
沈莞宁家在最里面一排。门开着，能看见里面很小的房间，一张桌子，两张床，墙上贴着年画，画的是鲤鱼跳龙门。
沈母正在门口生炉子。煤球炉冒着青烟，呛得她直咳嗽。
“阿姨。”苏亦帆喊了一声。
沈母抬起头，擦了擦被烟熏出的眼泪：“小苏啊。快进来。”
屋里比外面看着还小。两张床占了大半空间，剩下的地方摆着桌子、柜子、脸盆架。天花板上糊着报纸，已经发黄了。
沈莞宁躺在床上，盖着被子。脸有点红，是发烧的那种红。看见苏亦帆，她撑着想坐起来。
“别动。”苏亦帆说。
“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沙哑。
“听说你病了。”
沈母端了杯水进来：“你们聊，我去买菜。”
她走了，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很安静，能听见隔壁收音机的声音，在放评书《杨家将》。
“省城……怎么样？”沈莞宁问。
“很大。很吵。”
“我演出那天，你去了？”
“去了。”
“我唱得怎么样？”
“好。”苏亦帆说，“比在县中好，比在地区一中也好。”
沈莞宁笑了，笑得很虚弱：“周老师说，省音乐学院的老师想让我去考附中。但……”
“但附中是全日制的，得去省城住校。学费也贵。”
“你都知道了。”
“赵卫国告诉我的。”
沈莞宁转头看着窗外。窗外是另一排房子的后墙，墙上长着青苔，还有小孩子用粉笔写的字：“王小明是大坏蛋”。
“我爸不同意。”她说，“他说女孩子学音乐没用，不如早点工作，帮衬家里。我妹妹秋天就要上初中了，也要钱。”
“那你自己怎么想？”
“我想唱。”沈莞宁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就算以后只能去文工团，只能去婚礼上唱歌，我也想唱。”
苏亦帆从书包里掏出那个音乐发生器。简陋的电路板，用电池供电，连着一个蜂鸣器。
“这是什么？”沈莞宁问。
“我自己做的。能出声。”
他按下按钮。蜂鸣器响了，《东方红》的前八个小节，粗糙但清晰。
沈莞宁静静地听着。听完，她说：“你做的？”
“嗯。”
“为什么做这个？”
“不知道。”苏亦帆说，“就是想做。就像你想唱歌。”
他把音乐发生器放在床头柜上：“送给你。虽然难听，但……是个声音。”
沈莞宁伸手摸了摸电路板。焊点还有点粗糙，但很牢固。
“谢谢你。”她说。
两人又沉默了。评书说到杨六郎出兵，锣鼓点很响。
“苏亦帆。”沈莞宁突然说，“如果……如果我最后没去成音乐学院，如果我只能留在县城，进纺织厂当女工，你还会……”
她没说完，但苏亦帆听懂了。
“会。”他说，“你在哪儿唱，我就去哪儿听。”
“哪怕我在车间里唱？”
“哪怕你在车间里唱。”
沈莞宁的眼圈红了。她转过头去，不让他看见。
“你走吧。”她说，“我妈快回来了。”
苏亦帆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好好养病。”
“嗯。”
他走出门，走进纺织厂家属区窄窄的巷道。巷道两边晾着衣服，床单，小孩的尿布。空气里有煤烟味，有饭菜味，有生活的味道。
走到巷口，他回头看了一眼。
沈莞宁家的门已经关上了。但那扇小小的、漆成绿色的木门后，有一个想唱歌的姑娘，和他做的那个难听的音乐发生器。
这就够了。至少今天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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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周一，竞赛结果公布了。
陈老师冲进教室时，上课铃刚响。数学老师正准备讲课，粉笔还举在半空。
“进了！”陈老师的声音在颤抖，“苏亦帆，全省第六！进全国决赛了！”
教室里静了一秒，然后炸开了。
赵卫国第一个跳起来：“牛逼啊！”
同学们围过来，拍苏亦帆的肩膀，摸他的头。李伟坐在座位上，脸色复杂——他排在全省第五十二，没进决赛。
数学老师也笑了：“好了好了，下课再庆祝。先上课。”
但那节课没人听得进去。苏亦帆自己也是。他看着黑板上的公式，但脑子里是空的。
全省第六。全国决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保送的可能性很大。意味着他可能真的能去BJ，去清华北大。
也意味着，离沈莞宁更远了。
下课铃一响，陈老师就把他叫到办公室。
“决赛在BJ，十二月中旬。”陈老师脸上放着光，“学校准备给你开欢送会，县教育局可能还要奖励……”
“老师。”苏亦帆打断他，“保送的话，能自己选专业吗？”
“一般来说，竞赛保送都是相关专业。你物理这么好，肯定是物理系。”
“那如果……我想选别的呢？”
陈老师愣住了：“别的？你想选什么？”
“不知道。”苏亦帆说，“就是问问。”
陈老师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叹了口气：“小苏，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听我一句，先抓住能抓住的。你这次机会，是咱们县中建校以来头一回。多少人做梦都不敢想。”
“我知道。”
“知道就好好准备。”陈老师拍拍他，“决赛在北大附中，全国的高手都在那儿。你得给咱们县争光。”
从办公室出来，苏亦帆在走廊里遇见李伟。
李伟靠在墙上，眼睛看着窗外。
“恭喜。”他说。
“谢谢。”
“我准备退出了。”李伟说，“竞赛这条路，我走不通了。我爸让我回去复习，准备高考。考个师范，出来当老师，稳稳当当。”
苏亦帆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也挺好。”李伟笑了笑，“当老师，有寒暑假，吃国家粮。比种地强。”
他走了，背影在走廊尽头拐弯，消失了。
苏亦帆突然觉得，这条路越往前走，同行的人越少。就像登山，刚开始很多人，渐渐就散了。最后只剩下自己，和越来越稀薄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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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放学后，苏亦帆去了县文化馆。
文化馆是一栋两层小楼，墙刷成黄色，已经斑驳。一楼是阅览室，二楼是活动室。沈莞宁的声乐老师周老师，周末会在这里教课。
今天是周三，没有课。但苏亦帆听见楼上有钢琴声。
他走上楼。活动室的门开着，沈莞宁坐在钢琴前，周老师站在旁边。
他们在练《我爱你，塞北的雪》。沈莞宁唱，周老师偶尔打断，纠正发音，调整气息。
苏亦帆站在门口听。夕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沈莞宁的侧脸上，照在钢琴的黑白键上，照在空中飞舞的尘埃上。
歌声清澈，透亮，像省城礼堂里那样。但在这里，在这间破旧的活动室里，这歌声有种不一样的力量——像是在对抗什么，在冲破什么。
一曲唱完，周老师鼓掌：“好！这次对了！感情出来了！”
沈莞宁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
然后她看见了门口的苏亦帆。
周老师也看见了：“苏同学？来找莞宁？”
“路过，听见声音。”
“进来坐。”周老师很热情，“听说了，你进全国决赛了。了不起。”
苏亦帆走进活动室。房间不大，摆着一架旧钢琴，几把椅子，墙上贴着音乐家的画像：聂耳、冼星海、贝多芬。
“周老师，”沈莞宁说，“我想再练一遍。”
“好，你练。我去下面看看报纸。”
周老师走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和那架旧钢琴。
沈莞宁没再唱。她坐在琴凳上，手指轻轻按着琴键，按出不成调的音符。
“恭喜你。”她说。
“谢谢。”
“要去BJ了。”
“下个月。”
“BJ……很远吧？”
“坐火车得一天一夜。”
沈莞宁的手指停在琴键上。夕阳慢慢移动，从她的肩膀移到手臂，再到手指。
“我可能去不了了。”她说。
“什么？”
“省音乐学院附中。”沈莞宁的声音很平静，“我爸托人打听了，学费一年八百，住宿费另算。还得买乐器，买乐谱，买衣服……加起来，得一千多。”
一千多。她父亲两年的工资。
苏亦帆想说“我帮你”，但说不出口。他连自己下一顿饭钱都要算，拿什么帮？
“周老师说，可以帮我申请减免。”沈莞宁继续说，“但减免也得先交一半。四百块。我家拿不出来。”
房间里很安静。能听见楼下阅览室翻报纸的声音，能听见街上自行车的铃声。
“所以，”沈莞宁转过头，看着他，“我可能真的要去纺织厂了。顶我爸的班，当女工。白天上班，晚上……晚上也许还能来文化馆练练歌。”
她的眼睛很亮，没有眼泪，但比有眼泪更让人难受。
苏亦帆走过去，在她旁边的琴凳上坐下。琴凳很窄，两人挨得很近，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
“你还想唱吗？”他问。
“想。”
“那就不放弃。”
“怎么不放弃？”
“总会有办法。”苏亦帆说，“我进决赛了，如果拿到名次，可能有奖金。如果保送了，大学有助学金。我可以……”
“你可以什么？”沈莞宁看着他，“你可以省吃俭用，把助学金分给我？你可以打工赚钱，帮我交学费？苏亦帆，那是你的前程，你不能拿来换我的。”
“为什么不能？”
“因为不值得。”沈莞宁站起来，“因为音乐这条路，太窄了。一百个人里，有一个人能成，就不错了。我不能拖着你，让你跟我一起赌。”
她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你该去BJ，该去清华北大，该成为科学家，工程师。那才是你该走的路。”
苏亦帆也站起来，走到她身后。他想抱她，但手抬起来，又放下了。
“那如果，”他说，“如果两条路，最后能走到一起呢？”
“怎么走到一起？”
“我不知道。”苏亦帆说，“但我相信，能走到一起。”
沈莞宁转过身，看着他。夕阳把她的眼睛染成琥珀色。
“你相信有什么用？”她问，“生活不是物理题，没有标准答案。”
“但物理题做不出来的时候，也不能放弃。”苏亦帆说，“得一遍遍试，一遍遍算，直到试出来为止。”
两人对视着。楼下的广播响了，是县广播站的晚间新闻，开始曲是《东方红》。
正好是苏亦帆做的音乐发生器能模拟的那段旋律。
沈莞宁笑了，笑出了眼泪。
“你真固执。”她说。
“你也是。”
广播里在播新闻：农村改革深化，乡镇企业兴起，高考制度改革……
时代在变。但有些东西，也许可以不变。
“苏亦帆。”沈莞宁说，“你去BJ好好比赛。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总有办法。”她重复他的话，“总会有办法。”
窗外，夜幕降临。县城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不多，不亮，但确实是光。
在黑暗里，光不用很亮，只要亮着，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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