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绣娘死在1999年惊蛰那天。
李婆婆记得清楚，因为那天她穿了件新织的毛衣，枣红色的，刚走出宿舍楼就撞见了送殡的队伍——没有花圈，没有唢呐，只有七八个人，沉默地抬着一口薄棺。棺材是杉木的，没上漆，木头原色在晨雾里泛着青白。
走在最前面的是陈月。十六岁的姑娘，一身素白孝服，手里捧着母亲的遗像，黑白的，照片里的陈绣娘抿着嘴，眼睛看着镜头外某个地方，眼神空得像口枯井。
队伍经过青石桥时，停了一下。不是故意的，是抬棺的人要换肩。棺材放下的瞬间，陈月回过头，看了一眼街对面——蜀韵火锅的第二家分店正在装修，脚手架还没拆，绿色防护网在风里飘，像巨大的招魂幡。
李婆婆站在路边，手里拎着刚买的豆浆油条。热气从塑料袋里冒出来，熏得她眼睛发酸。她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或者至少打个招呼。但陈月的眼神扫过来，冰冷，陌生，像看一块石头。
队伍重新起行。棺材抬起来时，有片木屑掉下来，落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李婆婆后来走过去看，木屑很小，被晨露打湿了，粘在地上，像一滴凝固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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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蔓坐在纺织厂老宿舍的院子里。这里现在是个老年活动中心，但当年的格局还在：三栋红砖筒子楼围成个“凹”字形，中间是水泥地院子，角落里有棵歪脖子槐树，树干上绑着根晾衣绳，绳上挂着几条褪色的床单，在秋风里噗啦啦地响。
她手里拿着李婆婆给的照片——不是陈绣娘的遗像，是生活照。照片里，陈绣娘坐在纺织厂车间的窗边，阳光从背后照进来，给她的头发镀了层毛茸茸的金边。她手里拿着绣绷，针线悬在半空，眼神专注，嘴角微微上扬，像在为什么事高兴。
照片背面有行小字：“素英姐教我绣牡丹，1997年夏。”
苏蔓用手指摩挲着“素英姐”三个字。字迹娟秀，是李婆婆年轻时的笔迹。
“她人缘很好？”苏蔓抬头问。
李婆婆坐在她对面的石凳上，手里织着毛线，织针碰撞，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好得很。”李婆婆没抬头，眼睛盯着手里的活计，“车间里谁衣服破了，扣子掉了，都找她。她手巧，补的看不出来痕迹。有年厂里文艺汇演，她还给舞蹈队绣了十二朵荷花，缝在裙子上，灯光一照，跟真的一样。”
织针又咔哒一声。一只麻雀落在晾衣绳上，歪头看着两个人类。
“那后来……怎么病的？”
李婆婆的手停住了。毛线球从膝盖上滚下去，沿着水泥地的裂缝滚出老远，停在槐树根边。她没去捡，只是看着那个方向，眼神飘得很远。
“气病的。”她终于说，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拆迁那事儿之后，她就变了个人。以前爱说爱笑，后来整天不说话，就坐在窗边绣东西。绣啊绣啊，绣到眼睛都坏了。”
苏蔓想起那片蜀绣竹子。那么细密的针脚，那么均匀的配色，需要多少个小时的凝视，多少次的穿针引线？
“她绣那片竹子，绣了多久？”
“三个月。”李婆婆弯腰捡起毛线球，拍掉上面的灰，“白天绣，晚上也绣，电灯不够亮，就点蜡烛。陈师傅劝她歇歇，她不听。说‘绣完这片，就不绣了’。”
“绣完就病了？”
“绣完那天，她抱着那片竹子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咳出血了。”李婆婆重新开始织毛衣，但节奏乱了，织针老是戳到手指，“送医院，查出来是肺癌晚期。医生说，跟长期吸入绣线纤维有关，也跟……心情郁结有关。”
院子里安静下来。只有晾衣绳上的床单在风里摆动的声音，噗啦，噗啦，像缓慢的呼吸。
“她走之前，”苏蔓问，“说了什么？”
李婆婆放下织针。她抬起头，看着苏蔓，眼眶通红，但没流泪。
“她说，”李婆婆的声音哑了，“她说：‘李妹子，我这辈子，没欠过谁。但临了临了，欠了老吴一笔债。’”
苏蔓的心猛地一紧：“欠吴天雄？”
“不是欠钱。”李婆婆摇头，“她说：‘我收了他两千块钱，没入账的钱。那钱不该拿，但我拿了。拿了我恨他，恨了一辈子。现在我要走了，恨不动了，但债还在。’”
风突然大了，槐树的叶子哗啦啦响，像在鼓掌，也像在叹息。
“她还说，”李婆婆站起来，走到槐树下，摸着粗糙的树皮，“‘你帮我跟老吴说，竹子我绣好了。竹子空心，但有节。让他……活得有节。’”
说完这句话，李婆婆背过身去。肩膀在微微颤抖。
苏蔓也站起来。她走到李婆婆身边，看着这棵歪脖子槐树。树干上刻满了字——不是刻的，是小孩子用粉笔写的：“王小明是大笨蛋”、“李丽和赵刚好”……都是几十年前的笔迹了，被雨水冲刷得只剩淡淡的痕迹。
但有一行字刻得深，是用小刀刻的：“陈月想妈妈，1999.4.5”。
清明节。陈绣娘走后的一个月。
苏蔓蹲下来，手指抚过那行字。刀痕已经模糊了，被树皮新长出的组织包裹着，但还能摸出凹凸。
“陈月后来，”她轻声问，“去了哪里？”
李婆婆转过身，已经擦干了眼睛：“不知道。有人说去了广东打工，有人说嫁到外地了。那丫头倔，她妈下葬第二天就走了，什么都没带，就带了她妈那套绣针。”
她走回石凳边，从毛线袋里掏出个小布包，递给苏蔓：“这个，她让我保管的。说等她安顿好了回来拿。但……再也没回来。”
布包是粗蓝布缝的，洗得发白，边角磨起了毛边。苏蔓打开，里面是一本薄薄的笔记本，小学生用的那种，横线纸，封面画着只米老鼠，已经褪色了。
她翻开。第一页写着：“妈妈教我的第一朵花，牡丹。”
下面是稚嫩的铅笔素描，一朵歪歪扭扭的牡丹，旁边用拼音标注：“mu dan”。
往后翻，是更多的花样：荷花、菊花、梅花……每一页都有日期，从1995年到1998年。最后一页停在1998年10月28日，只有一行字：“今天签字了。妈妈哭了。我没哭。”
字迹已经尽力工整，但能看出笔在抖。
再往后，是空白页。直到笔记本的最后几页，突然又有了字，是另一种笔迹，更成熟，也更潦草：
1999.3.6
妈今天咳血了。医生说晚期。
妈说，她不恨吴天雄了，恨不动了。
但我恨。
我会记住。一辈子记住。
下面画了把刀，很粗糙，但刀尖锋利。
苏蔓合上笔记本。布包在手里沉甸甸的，像装着一颗心脏。
“这个，”她把布包还给李婆婆，“还是您保管吧。”
“你不留着？你不是在做展览吗？”
“这不是展品。”苏蔓摇头，“这是……一个女儿的命。”
李婆婆接过布包，紧紧抱在怀里。毛线球又从她膝盖上滚下去，这次她没捡。
“苏老师，”她突然问，“你公公……走的时候，痛苦吗？”
这个问题太直接，太突然。苏蔓愣了几秒，才说：“医生说，很快。没受什么罪。”
“那就好。”李婆婆喃喃道，“陈绣娘走的时候……痛得很。止痛针打到后来都没用了，她就咬着被子，咬了一嘴的血。最后那口气，咽了三次才咽下去。”
她顿了顿，声音更轻了：“咽气前，她眼睛一直看着窗外。窗外是那棵槐树——就是我们旁边这棵。她说：‘春天来了，槐树该开花了。’”
苏蔓抬头看。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但确实，在枝叶间能看到零星的白点——是残留的槐花，干了，枯了，但还挂在枝头，像不肯落下的记忆。
“后来呢？”
“后来槐花真的开了。”李婆婆说，“她走后的第七天，满树都是白的，香得能飘三条街。但陈月那丫头说，她闻到的不是花香，是她妈的血味。”
风停了。床单不再摆动，静静地垂着，像挽联。
苏蔓的手机震动。她掏出来看，是吴怀瑾发来的微信：“二嫂，我在店里等你。有东西要给你看。”
她回：“就来。”
然后对李婆婆说：“我得走了。”
“好。”李婆婆站起来，“苏老师，你是个好人。但吴家这摊子事……水深得很。你小心些。”
苏蔓点点头，走出院子。在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李婆婆还站在槐树下，仰着头，看着那些干枯的槐花。阳光透过枝叶，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泪痕。
走出老宿舍区，街对面就是现在的蜀韵火锅总店。下午四点半，还没到饭点，但门口已经有人在排队取号了。电子叫号屏闪着红光，播着欢快的背景音乐。
苏蔓站在马路这边，看着那边。一街之隔，两个世界：这边是褪色的记忆，那边是沸腾的现实。
她忽然想起陈绣娘绣的那片竹子。空心，有节。
吴天雄把它藏在怀表里，贴身戴了二十四年。是纪念，还是忏悔？是警醒，还是折磨？
也许都是。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吴知渊：“找到一份当年的账本复印件，在爸的书房里。有陈家的记录，还有……其他东西。晚上拿给你看。”
苏蔓没回。她把手机放回口袋，深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火锅底料的香，有汽车尾气的呛，有秋天的凉，还有——如果仔细闻——一丝若有若无的，来自二十四年前的，绣线的纤维、咳出的血、和未干的泪混合的味道。
那味道很淡，几乎闻不到。
但它就在那儿。
像槐花干了之后，还固执地挂在枝头。
等待着，某个起风的时刻，终于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