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的雪是从凌晨开始下的。
起初只是细碎的冰晶，粘在月台的油毡棚顶上，像谁不经意间撒了一把盐。到了破晓时分，雪花便大了起来，一片叠着一片，把整个绥化站裹成了个蓬松而沉默的茧。站台边缘的铁轨渐渐隐没在白色里，只偶尔露出几道深褐色的锈迹，像大地冻僵了的血管。
苏婉记得母亲那天穿了一件藏蓝色的棉袄，领口磨得发亮。她蹲下身来，动作有些僵硬，从包袱里掏出半个煮鸡蛋，塞进苏婉小小的手心。
“拿着，路上吃。”
鸡蛋还带着余温，温温地贴着掌心。四岁的苏婉低头看，蛋白上裂着细细的纹路，像冬日河面的冰。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哭，只是用另一只手小心地摸了摸鸡蛋光滑的表面。她还不完全明白什么是“远房亲戚”，什么是“大兴安岭无人区”，但她知道一件事：弟弟出生了，家里的土炕睡不下四个人了。
父亲站在三步开外的地方抽烟。劣质烟草的辛辣味混进雪的气息里，有些呛人。他偶尔瞥过来一眼，目光掠过苏婉，很快又移开，去看远处信号灯明明灭灭的红。
“那边虽说是深山老林，但老陈家条件还行。”母亲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说给自己听，“你去了，好好听话，帮着干活……”
话在这里断了。母亲伸出手，似乎想摸摸苏婉的脸，可指尖在距离脸颊一寸的地方停住了。那只手在半空中顿了顿，最终落在苏婉的肩上，轻轻拍了拍。拍打很轻，像要拂去什么看不见的灰尘。
苏婉抬起头。
许多年后，当苏婉在林科院的实验室里透过显微镜观察植物细胞时，她偶尔会想起这个早晨——想起母亲眼中那一瞬间的闪烁。那不是眼泪，不是不舍，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愧疚，又像是解脱；像是疼痛，又像是麻木。那眼神在四岁孩童的眼中被无限放大，像一滴墨落在宣纸上，慢慢地洇开，最终渗透进她生命的底色里。
“她长得太招眼了。”父亲终于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碾了碾，“留在这儿，早晚是个事儿。”
这话像是解释，又像是判决。
苏婉不明白什么叫“招眼”，但她本能地缩了缩脖子。早晨出门前，隔壁的王婶来送行，捏着她的脸蛋说：“这小丫头，眉眼生得跟画儿似的，可惜了。”可惜什么，王婶没说，只是叹了口气。那口气很长，带着东北冬天特有的白雾，在空中久久不散。
雪下得更密了。
远处传来火车悠长的汽笛声，像某种巨大的野兽在呻吟。月台上开始骚动起来，挑担的、背行李的、抱着孩子的，都朝声音的方向张望。母亲突然抓住苏婉的手腕，抓得很紧。
“记住，”她的嘴唇几乎贴在苏婉耳边，“到了那边，少说话，多干活。人家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不问的，一个字也别多说。”
手腕上的力道让苏婉有些疼。她点点头，头发上的雪花随着动作簌簌落下。
火车进站了。
这是一列绿皮火车，车身上斑斑驳驳，露出底下暗红的铁锈。车窗玻璃模糊不清，映出月台上晃动的人影，像一场失焦的梦。车门打开时，一股混杂着煤烟、汗味和方便面调料包的气息扑面而来，热烘烘的，与外面的寒冷形成鲜明的对比。
母亲把苏婉抱起来——这是那天早晨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抱她——塞进了车厢。苏婉的脚在空中蹬了一下，棉鞋擦过门框，留下浅浅的雪痕。
“票拿好，放在贴身口袋里。”母亲把一个硬纸板车票塞进苏婉的衣兜，又检查了一遍包袱，“里面有馍，饿了就吃。到伊春站有人接你，举着牌子，写着‘陈’字。”
父亲终于走了过来。他站在月台上，隔着车窗看着苏婉，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三个字：“听话啊。”
火车颤抖了一下，开始缓缓移动。
苏婉趴在车窗上，鼻尖抵着冰凉的玻璃。她看见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藏蓝色的棉袄渐渐融进雪幕里，变成一个小小的点，最终消失不见。父亲早就转身走了，走得很快，仿佛急着要回去做什么重要的事。
月台空了。只有雪花还在不紧不慢地落着，覆盖了脚印，覆盖了烟蒂，覆盖了半个煮鸡蛋在苏婉手心留下的那一点点余温。
车厢里很吵。对面座位的男人在打鼾，声音粗重得像拉风箱。斜对角的老太太在剥花生，花生壳裂开的脆响此起彼伏。一个婴儿在哭，哭声尖锐而执着。苏婉抱着自己的包袱，缩在座位最靠窗的角落里。
包袱是母亲用旧床单改的，蓝白格子的布已经洗得发白，边角处磨出了毛边。里面有两件换洗衣服、三个馍、一双新纳的鞋底，还有一本没了封面的连环画——那是弟弟出生前，父亲赶集时给她买的，讲的是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
苏婉没有打开包袱，只是抱着它。布料贴着胸口，能感觉到里面馍的硬实轮廓。
窗外的风景开始流动。先是车站旁低矮的平房，烟囱里冒着灰白的烟。然后是光秃秃的田野，雪覆盖着收割后的玉米茬，一垄一垄的，像大地的肋骨。偶尔闪过几棵杨树，枝桠伸向铅灰色的天空，瘦骨嶙峋。
苏婉看着窗外，眼睛一眨不眨。
她想起离家前最后一个晚上。弟弟睡在炕中间，小小的拳头攥着，脸蛋红扑扑的。母亲整夜都侧身对着弟弟，一只手轻轻拍着他的背。苏婉睡在炕沿，挨着冰冷的墙壁。她能听见父母压低的说话声，像夏夜的蚊蚋，嗡嗡的，听不真切。但有几个词飘进了耳朵里：“女娃……负担……嫁人……不如早点……”
她当时不懂那些词的意思，只是觉得胸口闷闷的，像压了块石头。现在，在火车有节奏的摇晃中，那些词语突然清晰起来，每个字都像一颗小钉子，轻轻敲进心里。
不知过了多久，对面的男人醒了。他揉了揉眼睛，盯着苏婉看了好一会儿。
“小姑娘，一个人坐车？”
苏婉想起母亲的话，点点头，又摇摇头。
男人笑了，露出一口黄牙：“去哪儿啊？”
“伊春。”苏婉小声说，声音被火车的轰鸣吞掉大半。
“伊春啊，远着呢。”男人从兜里掏出个苹果，在裤子上擦了擦，递给苏婉，“吃吗？”
苏婉摇头。母亲说过，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
男人也不勉强，自己咔嚓咬了一大口。苹果的清香短暂地冲淡了车厢里的浑浊空气。
“这么小的娃，家里人就放心让你一个人出门？”男人边嚼边问，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真的好奇。
苏婉没有回答。她把脸转向窗外，假装在看风景。
雪小了些，但天更阴了。云层低低地压着，几乎要碰到远处山峦的轮廓。那些山是深青色的，像凝固的巨浪，一层叠着一层，朝着天际线绵延而去。苏婉知道，火车正在朝着那些山的方向行驶。母亲说过，大兴安岭在山的那边，在更远更远的地方。
那里有什么呢？远房亲戚——母亲叫他们“老陈两口子”——是什么样子？无人区真的没有人吗？那为什么还要去呢？
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但四岁的大脑处理不了这么复杂的事情。苏婉只是感到一种空洞的疲惫，从骨头缝里渗出来。她把额头抵在车窗玻璃上，玻璃很凉，凉意穿透皮肤，直抵眉心。
迷迷糊糊中，她睡着了。
梦里是一片白色的原野。没有山，没有树，只有无垠的白。她在雪地里走，深一脚浅一脚，雪没过膝盖，冰冷刺骨。远处有个声音在叫她的名字：“苏婉……苏婉……”声音很熟悉，但她想不起是谁。她想答应，却发不出声音。想朝声音的方向跑，腿却像灌了铅。
醒来时，天色已经暗了。车厢里亮起了昏黄的灯，灯罩上积着厚厚的灰尘，光线黯淡而暧昧。对面的男人又睡着了，头歪向一边，嘴角挂着亮晶晶的口水。斜对角的老太太在打毛线，竹针碰撞发出细碎的咔哒声。
苏婉坐直身子，发现自己身上盖着一件陌生的外套。是一件军绿色的大衣，布料粗糙，袖口磨得发毛。她转过头，看见旁边座位上不知何时坐了个年轻女人，正朝她微笑。
“醒了？”女人声音很轻，“看你冷得发抖，给你盖上了。”
苏婉愣愣地看着她。女人大约二十出头，梳着两条粗辫子，眼睛很大，眼尾微微上挑，像画里的人。她穿着红格子上衣，在这灰扑扑的车厢里，红得有些扎眼。
“谢谢。”苏婉小声说，想把大衣还回去。
“穿着吧，还有好几个小时呢。”女人按住她的手。女人的手很暖，掌心有薄薄的茧。“你去哪儿？”
“伊春。”
“我也是。”女人笑了，眼角漾起细细的纹路，“去探亲。你呢？”
苏婉犹豫了一下：“去亲戚家。”
“一个人？”
苏婉点点头。
女人沉默了片刻。灯光在她脸上投下柔和的阴影，让她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模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一个人出过远门。”她说，声音更轻了，像是在回忆什么久远的事，“害怕吗？”
苏婉想了想，诚实地点头。
女人伸出手，轻轻摸了摸苏婉的头发。这个动作如此自然，如此温柔，苏婉的鼻子突然一酸。她拼命忍住，眼睛瞪得大大的，不让眼泪流出来。
“你知道吗，”女人说，目光望向窗外漆黑的夜色，“有时候，人得去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自己该在的位置。”
苏婉听不懂。她只是看着女人，看着她在昏暗灯光下柔和的脸部轮廓。
“你长得真好看。”女人突然说，语气里有一种苏婉后来才明白的惋惜，“像个小瓷娃娃。”
这句话让苏婉想起了父亲的话——“她长得太招眼了”。她不明白为什么大人都这么说，为什么“好看”会是一件需要被惋惜、需要被送走的事。
女人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块糖，用油纸包着，已经有些化了。“吃吧，甜的。”
这次苏婉接了过来。糖在嘴里慢慢化开，很甜，甜得有些发腻。甜味从舌尖蔓延开，暂时驱散了胸口那股闷闷的感觉。
“你叫什么名字？”女人问。
“苏婉。”
“苏婉。”女人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品味这个名字的音节，“婉约的婉？”
苏婉摇头：“我不知道。”
女人又笑了：“是个好名字。要记住，不管去了哪里，你都是苏婉。”
这句话像一颗小小的种子，落在苏婉心里。许多年后，当她在无人区的木屋里挨饿受冻时，当她在邻居的阴影下瑟瑟发抖时，当她在婚姻的失败中质疑自己的价值时，她偶尔会想起这个陌生女人的话：不管去了哪里，你都是苏婉。
火车继续向北行驶。
窗外的黑暗越来越浓重，偶尔闪过几点灯火，像散落在黑色天鹅绒上的碎钻，转瞬即逝。雪已经完全停了，但天空没有放晴，厚厚的云层遮蔽了星星和月亮。世界只剩下两种颜色：车厢内的昏黄，和窗外的漆黑。
苏婉裹着那件军绿色大衣，重新看向窗外。玻璃上映出她自己的脸——小小的、苍白的脸，眼睛很大，睫毛很长。她第一次认真打量自己的模样，试图找出那个让大人们叹息、让父亲决定送她离开的“招眼”之处。
她看见一双眼睛，清澈得像山涧，却盛满了不该属于四岁孩童的迷茫。
深夜，火车在一个小站临时停车。月台上空无一人，只有一盏孤零零的灯，在寒风中摇晃。灯光所及之处，雪花又开始飘落，细细的，密密的，像天地间一张巨大的纱帘。
苏婉看见站牌上模糊的字迹：翠峦。
还有一半路程。
女人已经睡着了，头靠在椅背上，呼吸均匀。对面打鼾的男人不知何时下了车，换了个抱孩子的妇女。孩子睡得很熟，小脸红扑扑的，嘴微微张着。
苏婉从包袱里拿出一个馍。馍已经凉透了，硬邦邦的。她小口小口地啃着，咀嚼声在寂静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晰。每咽下一口，喉咙都有些发紧。
她想起弟弟。弟弟才三个月大，整天除了吃就是睡。他出生那天，家里煮了红鸡蛋，父亲笑得合不拢嘴。邻居们都来道喜，说“老苏家终于有后了”。没有人注意到站在墙角的小苏婉，没有人问她高不高兴，要不要也吃一个红鸡蛋。
馍吃完了，嘴里干得发涩。苏婉没有水，只能用力吞咽口水。
窗外，雪又开始下大了。雪花在站台灯光的照射下，像是无数飞舞的银屑，旋转着，坠落着，不知疲倦。苏婉看着看着，忽然想起母亲塞给她的那个煮鸡蛋。她把手伸进衣兜，鸡蛋还在，还是温的——不，其实早就凉了，那点温度不过是记忆的错觉。
她掏出鸡蛋，在手里握了一会儿。蛋壳光滑，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微光。最终，她把鸡蛋放回衣兜，没有吃。
火车鸣笛，缓缓启动。
小站的灯光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雪幕之后。前方是无尽的黑暗，是沉睡的山峦，是未知的远方。火车像一条钢铁巨虫，固执地钻进黑夜的腹地，义无反顾。
苏婉把额头重新抵在车窗上，闭上眼睛。
在她四岁的认知里，世界突然变得很大很大，大得让人害怕。而她很小很小，小得像雪地里的一粒尘埃，风一吹，就不知道会飘向何方。
但她记住了那个陌生女人的话。
不管去了哪里，你都是苏婉。
列车在黑夜中前行，车轮撞击铁轨的节奏单调而固执：哐当——哐当——哐当——
像心跳。
像倒计时。
像命运不紧不慢的脚步，正一步步将她带离所熟知的一切，带向一个连大人都语焉不详的、名为“大兴安岭无人区”的地方。
而雪，还在下。
永无止境地下着。